[转] 小日本最痛恨的5个笑话

混沌

（续）
在“排日声中”，鲁迅指出日本人的认真研究自己和认真研究别人的精神，是值得
中国人学习的。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胡适也有着与鲁迅一样相同的冷静和理
智。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采访时说：“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
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再一跃而为世界
五强之一，更进而为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
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1935年，一位名叫陈英斌的青年留学日本前写信给胡适，向他请教留日期间应注
意些什么。胡适于7月24日复信给这名青年时首先就说：“中国文化现在还是事事
不如人，青年人应该努力学外国的长处。……‘和本国文化离开’也无大害处，因为
本国的文化的环境实在太坏了，可以坑死不少的有用的青年。青年人能脱离这种
空气，是福不是祸。”最后，胡适告诫说：“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
理。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各民族所没有
的：第一是爱洁净，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二是爱美，偏(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
是轻死，肯为一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是肯低头学人好处，肯拼命
模仿人家。”

　　在“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这句话下面，胡适每个字都加上
了重点号。在日本正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时，鲁迅和胡适能有如此清醒的头脑，
实在值得我们学习；而他们在举国汹涌的排日和仇日浪潮中，能如此明确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其勇气也实在令人敬佩。

　　在中国，“群众性民族主义”’“义和团”式的社会情绪、心理、精神，每每被一
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奸商所利用。当年，慈禧太后大大地利用过一回“义和团”，但
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应了“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今日，也总有人
想利用这种“群众性民族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杂文家鄢烈山先生曾写过《“爱
国贼”》一文，声讨的就是这类人。鄢先生这样给“爱国贼”下定义：“所谓‘爱国
贼’，主要指那些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作爱国秀捞
取名和利的家伙。”此种“爱国贼”，这些年在文化界屡有所见。正如鄢烈山先生指
出的，有资格“卖国”从而称得上“卖国贼”者，“非大人老爷莫属”，但“爱国贼”则上
至达官贵人下至引车卖浆者流皆可充当。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匹夫匹
妇若宣称自己要“卖国”，那一定会被目为精神有毛病。但若有丐帮“帮主”一类角
色，在“群众性民族主义”猛烈发作的时候，打出“乞丐救国团”的旗号，喊出最激烈
的口号，那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所以，“爱国贼”是虽乞儿亦可胜任的。鄢先生
文中说：“小的‘爱国贼’这些年我们见得多了。君记否：1996年几个混混拼凑了一
本《可以说不》的书，借‘爱国’的商标大捞了一把；自己赶着又来了一本《还是说
不》。他们的暴发惹得不少人眼红，一时间仿制品纷纷涌上书报摊，都想给中国
人灌‘爱国’的迷魂汤，趁机掏人们的口袋。”“爱国贼”可分出多种类型，鄢先生文
中举了几种，在此不一一转述。读鄢文，我也想到了较远和较近的两个例子。较
远的例子是，数年前中国驻南使馆遭炸时，一位著名作家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
克林顿的公开信，其言辞之拙劣、见识之粗陋和常识之医乏以及心态之卑微，都
足以令稍有头脑的中国人脸红。较近的例子是，去年苏州一家新开张的古董店，
在门前竖起了“日本人禁止入内”的牌子。当我在报上得知此事时，实在很佩服店
主的“精明”。这牌子与其说是针对日本人的禁令，毋宁说是抛向那些极端排日和
仇日者的诱饵。有可能进这家小小古董店的日本人能有几个?而可能见到和知晓这
块牌子的极端排日和仇日的同胞则多出无数倍。这些人，一定引这名店主为同
志，即便本对古董无兴趣或许也会赶来购买一二，他们自以为这是对店主“爱国热
情”的支持，又哪里知道，他们支持的不过是一种“爱国贼情”。

　　大学校园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大学生们往往成为“群众性民
族主义”最激烈最典型的体现者从而也成为大大小小的“爱国贼”们最主要的利用对
象，这是分外让人悲哀的。1935年12月，上海学生为声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而
跪在市府前请愿，此事今鲁迅十分痛心。在12月21日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说：
“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鲁迅认为大学生的
“长跪于府前”，比国土陨亡还令人羞耻。这当然多少是私人通信中的愤激之辞，
但看到今日大学生中的那种激烈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我也真想说：“此真教育之
效，可羞甚于陨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