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啊，你为什么不如文人可爱？

文人者，掌握一定文化知识、能书写、能作文的人。商人者，从事商业贸易、以利润为目的人。两种行业，两类人，同一片天空下，同一个舞台上，各自书写着特点鲜明的文人生活或商人生存。长期以来，一个现象由于太普通而被人们轻易忽略了，那就是商人总是不如文人显得可爱。
无论是戏曲舞台，还是文学作品，或者民间传说，颂扬文人雅士的多，称赞商人的少。说到文人，他们峨冠博带，风度翩翩。就连陶渊明那个临时拿来沽酒的头巾，也无数次受到人们的颂扬，称作一条文化的葛巾，如果今天，有谁拿丝巾蘸了酒，又拧出在酒杯里，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喝得下。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唐伯虎，这些个文学巨匠，文雅之士，在中国妇孺皆知。然而，如果让人们列举著名的商人，恐怕大多数都面面相觑，语焉不详。我这个也曾经看过几本书的人，搜索脑海中关于商人的记忆，也是信息缺乏，资料寥寥无几。朦胧间，似乎有个红顶商人胡雪岩，还有香港的红色资本家荣氏家族。后来由于余秋雨先生的大作，知道了了不起的晋商，再后来，到了安徽，对徽商文化的博大精深才有了浅层的了解和感悟。

为什么会如此？两千多年的历史，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留下几张清晰的商人的面容？

也许，是商人不如文人多的缘故。

在中国历史的风霜刀剑中，从文的远比从商的多的多。十年寒窗，金榜题名，是一条通天的大道，光宗耀祖，锦衣美食都等候在这条“官道”上，而从商则是无奈之举，商人属于“三教九流”之末，纵然富甲一方，也难以和从文从政之路媲美。

读书人多，经商者少。著书立说是文人的长项。商人虽长于算计经营，舞文弄墨自然不是文化人的对手。所以数千年来，流传下来的自然是文人的书多，商人的书少。比如在我们头脑中，唐伯虎的形象是俊美潇洒，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多情多义。为所爱不顾一切，三笑点秋香，传为千古佳话。我们所知道的，是文人在书中描写给我们的唐伯虎，我们所看到的，是艺人在舞台上给我们表演的唐伯虎。他们都是经过文人艺术加工，并非事物的真实和本原（至少不全是），看的多了，听的久了，我们以为那就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唐伯虎反而距离我们越来越远。

问题是，文人为什么要美化唐伯虎，塑造一个美玉般的俊俏风流的雅致书生？

也许，这是因为文人写书，实际上是写自己的同类，那自然会用尽饰美之词。而后来者读书，读的自然是前任和前几任文人的书，时间久了，将虚拟当真实，将艺术当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文人雅士的“粉丝”，也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几千年来，书和读书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延续着，于是文人雅士越来越多，文人雅士的书越来越多，文人雅士的“粉丝”也越来越多，最终在人们无意识的头脑中，留存的是文人雅士无限美好的虚拟形象。于是，说到家，我们推崇书香门第，论及国，我们推崇“诗与文化的国度”。似乎，整个国家“文雅温存”，国可昌可盛矣。

而商人呢，商人人数少，能写书的商人更少，而商人自己写作美化商人的书就更少。偶尔商人经商致富，养老林下，所写的竟然也是教育孩子好好读书，长大后且莫从商，而要为文从政。在徽商富贾的深宅大院，我看到的是这样的对联“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耕读传家，诗书继世”，这些富可敌国的巨商，在骨子里竟然也不承认自己的商业行为。

由此数千年来少有关于商人的宏篇巨著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商人自己不写自己也罢，那些妙笔生花的文人，难道就不能为商人写上几篇颂扬的诗词歌赋，有倒是有，但凤毛麟角，少的可怜。文人雅士，大部分从骨子里是不认同商人的，他们的笔下自然不会有可爱的商人的形象，也不会为商人树碑立传，使之流芳百世。秉笔直书的大家司马迁，倒是给商人了一定的地位，在他的传世巨著〈史记〉中，安排了〈货殖列传〉，为商人说了几句公道话，留下一席之地。可惜后来的文人们，对商人越来越苛刻，直到明代冯梦龙等人出现，市民文学兴起，“三言两拍”中才有了商人的正面形象，然而，商人的形象已经定型、固定，人们的脑海中，“可爱”已经给予了文人，商人也就永远自惭形秽地跟在文人的后面。

在此想起了西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工业革命之后，富裕了一批国家，数代人，让西方至今占尽优势。美国罗斯富新政前后，出了个经济学家叫凯恩斯，他的经济学思想，又让西方走在世界的前列。数千年了，我们找不出这样的人，看不到这样的书，只有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喊了几声“工商皆本”，又很快被官员和文人雅士的声音压了下去，当中国撇开“工商”之路的时候，幸运之神便不再眷顾中国。这是另一个话题，扯的远了。

但愿人们苏醒起自己的思维，给商人一丝善意的笑容，然后说一声：原来商人也挺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