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之城哈尔滨的索非亚教堂

“我爱俄罗斯，更爱中国”
在采访中，从事了一辈子民政工作的吴老告诉我：20世纪初，哈尔滨趋向于朝国际化都市方向发展。除大量的俄国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波兰人、捷克人和为数不少的俄籍犹太人。他们能够在哈尔滨和中国东北各城市中站住脚，因此逃脱了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屠杀。
在几十年的共同相处之中，俄国侨民们加深了对中国人的了解，感受到中国人富于同情心和特有的善良天性。许多俄国人在与中国人共事过程中，开始接受中国文化。他们掌握了难学的汉语，学会做中国饭菜，过中国的节日。在春节期间，走访宴请自己的中国朋友。俄国人和中国人通婚的情况也不罕见。60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一部分持有苏联护照的俄侨回到祖国，而相当一部分俄侨迁居第三国。
在采访过程中，适逢一位澳籍俄裔哈尔滨人尼古拉·沙依克从澳大利亚回到哈尔滨牡丹江地区寻根访友。沙依克的祖父是在十九世纪末沙俄政府修建中东铁路时，赶着马车和大批俄国人一起来中国的，并在哈尔滨安了家。沙依克的祖父先是在哈尔滨远郊放蜂收蜜，生活日趋富足。沙依克1939年出生在哈尔滨，他以流利的汉语回忆着那时的田园生活：“俄国人和中国老百姓友好相处，相互信任。俄国人不擅长种菜。如果一时没有钱买土豆、洋葱、西红柿，只要说一声“记账”，就可以把自己需要的蔬菜、水果拿回家。而中国人从俄国人的面包店赊面包，也是言语一声就行。“沙依克的祖父收蜜时，总是不忘给周围的中国邻居送点上好的蜂蜜尝尝。而中国农民们则常把不同时节收获的蔬菜、水果给他们送来尝鲜。这种同一环境下的友好相处，使得各自民族的感情表达、风俗民情、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得以交融，并被对方有选择地接受、吸收。
沙依克说：“15年来，我20多次返回哈尔滨。除了对这里有太深的感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哈尔滨的俄罗斯文化遗迹情有独钟。”看到修缮一新的圣·索菲亚教堂流光溢彩，他激动地说：“要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国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作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
今年初春，在哈尔滨出生的俄罗斯人萨沙从圣彼得堡远道而来看望分别了30多年的姑姑伊万诺娃。年已86岁高龄的伊万诺娃，幼年随父母流亡哈尔滨。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医药商店工作。1978年退休。前些年丈夫去世，儿女均定居国外，她却执意留在哈尔滨，她说：“自己更适合在这儿生活。”因为20余年来，每个月都是商店经理和主任亲自上门给她送退休金。逢年过节，商店同事和退休的老姐妹们都走马灯似的前来看望她。
萨沙听了姑妈的诉说，激动地对中国朋友说：“这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好，哈尔滨人好，我也是哈尔滨人。中国，我的妈妈。俄罗斯，我的妈妈。我爱俄罗斯，更爱中国！”在哈尔滨老一代人和俄侨的往事回忆中，有着无数类似的故事。
1997年11月1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在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陪同下，拜谒了苏军解放东北纪念碑，游览了中央大街。在松花江畔抗洪纪念塔广场上，田凤山指着纪念塔上的群雕告诉叶利钦说：“1959年百万军官抗洪抢险，保住了北方名城哈尔滨市。当时仍有10多万侨居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他们也参加了抗洪。在这座纪念塔的群雕上有俄罗斯人的塑像”。叶利钦总统听了介绍，激动不已地说：“让我们共同向自己的同胞致敬吧！”说完，与田凤山省长一起向巍然屹立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军民抗洪纪念塔深深地致了三鞠躬。
钟声与鸽子
结束了对俄国流亡者当年进入哈尔滨的那些历史轶事的采访后，一个节日的下午，我又回到圣·索菲亚教堂广场。广场工作人员告诉我：正在扩建一个巨大的“哈尔滨建筑艺术广场”。多么贴切的名字！它广义地把教堂、中央大街和能够反映20世纪初及以后若干年间哈尔滨的历史发展、建筑遗址与人文景观都包容在一起，真实地展现给人们。我国政府已经把这些历史遗迹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因为这些文物经历了20世纪复杂多变的历史风云，体现了俄罗斯民族长期形成的独特的心理素质、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我国政府及时而严格地对其依法保护，这不仅圆了历史学家求真务实的梦，也雄辩地告诉世界：伟大的中国已经大踏步地走向法治与文明。
夕阳斜照。应友人之邀，我乘电梯登上毗邻圣·索菲亚广场的一座大厦顶楼，眺望市区。在鳞次栉比的大厦之间，高低错落的哥特、拜占庭式楼阁，使人联想起20世纪初， 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进的情景。新思潮与旧传统在这座城市里激烈碰撞、冲击，而当年的哈尔滨恰是接纳西方文化经俄罗斯输入中国的驿站。这就是哈尔滨这座北方名城的历史意义和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圣·索菲亚教堂响起了节日的钟声。这悠扬、悦耳的钟声，飞出城堡，弥散在广阔无垠的天地之间。我看见在回荡着钟声的天空上，掠过一群群鸽子，放飞着人们的心情……

东方小“巴黎”
上个世纪20年代的哈尔滨之夜，扑朔迷离的霓虹灯使得城市充满了诱人的梦幻。年逾90从事了一辈子文化事业的学者张老先生这样描述着当年的情景：当年，中央大街两侧，商厦、酒楼的霓虹橱窗彻夜闪烁。俄文广告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显示着在故国已被禁止的资本主义商业却在这儿继续生存。
在“阿尔卡萨”餐厅希腊式圆柱支撑在包厢里，食客们在喷泉间凭栏观赏着旋转舞台上表演的歌舞；在“凡塔西雅”餐厅，吉卜赛情调的旋律奏出了靠变卖家财过活，不知归宿何在的歌手们的忧伤；而在情歌缠绵的夜总会里，俄国妓女们忙着接客。
白天的时候，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在街道上往复穿梭；挂着“老巴夺”香烟广告的公共汽车招摇过市；马蹄“得得”的四轮马车载着俄国贵妇人在街上来来往往。冬天的街道上，马车夫则坐着俄式马拉雪橇招揽生意；俄国小孩在空地上玩“拉卜达”（俄式棒球）游戏，或紧紧地围住中国小贩的摊床，盯着山楂糕、糖葫芦久久不肯离去。在中央大街上漫步的还有推着童车的俄国少妇、夹着圣经，留着一把大胡须的神父、寻找生意的商人和百无聊赖的酒鬼。
白俄倾心于法兰西情调。竭力地以巴黎为偶像，营造欧洲文化氛围。1922年，哈尔滨的俄侨模仿法国，举办了首次选美大赛。而模特表演，则经常性地在马迭尔宾馆大厅里频频举办。那时，俄国艺人经常顶着漫天飘洒的鹅毛大雪，在中央大街上卖艺。这种传播艺术同时获取些许施舍的表演形式，至今在俄国本土上还能看到。最具影响的当属服饰文化。中国商人脱下了长袍马褂，扔掉了瓜皮小帽、穿上了西服、扎上了领带、登上崭亮的皮鞋、夹着皮包，到生意场上与俄商周旋。而在冬季，他们不忘披上俄国的纯呢大衣，领着缠有俄国银狐围脖的夫人，去参加上流社会举办的“派对”。一般的中青年妇女则比较普遍看好并大胆地接受“布拉吉”（俄语：裙子）。这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先锋、前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