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谁最需要心理创伤辅导

马加爵案，我们还遗漏了什么？
谁最需要心理创伤辅导






　 “马加爵案后，大家都在讨论大学生的心理教育问题，但实际上，还有很重要的方面被忽视了。”

　 正在参加国际心理创伤治疗培训的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易春丽博士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强调，任何危机事件发生后，我们不仅仅要讨论“如何防止”、“预防危机”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也非常重要，就是在这场危机中，谁应该被心理辅导，谁应该被照顾、被支持。目前国内这方面的工作非常欠缺。整个舆论界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今后如何避免这类事情再次发生”上，而媒体只是很冷血地寻找“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的原因。而在这一危机中谁最需要帮助，你是否给了他所需要的帮助，这些不是立马能体现出来的心理创伤却往往被人忽视。

　 易春丽认为，一个国家对受害者的关注程度，体现着这个国家的文明水平。

　 “马加爵被判死刑了，但这事并没有完，他留给周围人的心理创伤如果没有及时妥善处理掉，很难痊愈。”易春丽认为当危机或者灾难发生时一味强调“时间是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是会有问题的，尤其当创伤很深时，人们必须通过心理咨询专家的创伤辅导才能治愈心灵创伤。

　 易春丽特别指出，并不是所有人的创伤性症状当时就会表现出来，有的人当时看起来没事，也很平静，可能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才会表现出创伤性症状，比如抑郁、焦虑、不认同这件事等等一些负面情绪。此外，有的人身体也会有很多反应，因人而异。比如在克拉玛依大火中，当一位母亲听说她的孩子在大火中丧生后，头发当时就白了。“在马加爵事件中，有很多人都是需要创伤辅导的。”易春丽说，这些人大致可以分成三类：首先是马加爵周围的同学，他们与事件中受害者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是最需要创伤辅导的。

　 他们中有的甚至差点成了被害人。比如，马加爵的广西老乡就非常需要心理创伤辅导，他险些成为第5个受害人；而在河南平舆特大杀人案（黄勇案）中，18个受害者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那个案件中需要心理专家关注的。虽然他们最后都死里逃生，但他们所受到的心理伤害非常大，他们会产生很多后怕。这些人应该优先接受心理创伤辅导。

　 第二类是受害者的父母和朋友，还包括受害者以前的同学，他们的心灵都会因这件事而受创伤，他们是次级受害者。特别是受害人的父母，他们在这件事里有很大的“丧失”———他们的孩子不应该就这么死的。这类人中也包括迫害者的家属，也就是马加爵的父母。

　 据媒体报道，马加爵的父母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出门了，其母亲闻听儿子落网当场晕倒。易春丽说：“他们因为自己的孩子变成这样，改变了对自我的感觉，他们做父母的一种成就感也许就没有了、完全丧失了。他们还会有别人对他的不认同、他对别的受害孩子的愧疚，因此，他们也是很需要心理创伤辅导的。”

　 第三类也是很容易被忘记的，就是直接接触了危机事件的工作人员，比如警察、记者和心理咨询师等。有的记者到现场采访，也许他以前很少注意这类事件，而他现在却看到了、接触到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场面，他的心理就有可能会受伤。

　 此外，当一个团体里有同伴的死亡时，这个团体也会成为受创伤的群体。

　 易春丽强调说，实际上，在这些受创人群中，记者、警察等第三类受害者是最容易获得和接受心理辅导的。只要他们能意识到自己需要辅导。因为他们是一个团体，相对集中，而且可以自己决定是否需要辅导。而被害人的家属想要一个心理创伤辅导就困难多了。比如要给记者、警察做心理创伤辅导，这些单位可以去请心理方面的专家来讲课，但受害者的家属分散在各地，操作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创伤事件中，什么东西最容易让人的心理受创？易春丽认为是“事件发生时的现场”。

　 也就是说，你亲眼看到一个人从楼上跳下来摔死和看见一张人躺在血泊中的图片，两者对你的心理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前者的创伤等级要高，但这不等于后者可能随意扩散。

　 易春丽说，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媒体在刊登惨不忍睹、令人震惊的图片时，都非常小心。因为这些照片有可能对读者造成心理创伤。刊登之前需要心理学家介入参与创伤等级评估。

　 尽管我国很多年前已经有人开始做心理创伤辅导。比如在克拉玛依大火后、大连空难后，都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就目前而言，参与创伤辅导工作的人员非常少。所以急需相关的专门培训，并建立起一个相应的专家资源库，当某地发生突发事件时，国家能立刻启动这个资源库建立危机应对小组，并派专人到突发事件的发生地。

　 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任何一个做心理咨询的人都能够做心理创伤辅导。之前必须经过专门创伤辅导培训的心理咨询师才能胜任。据悉，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的资格认证，“相关人员能接受培训就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