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一族 逃离写字楼后的尴尬

SOHO一族 逃离写字楼后的尴尬



　　“说到每天上班8小时这件事,其实是本世纪人类生活史上的最大发明,也是最长的一出集体悲喜剧。”

　　近日，随着《关于上班这件事》的隆重出版，朱德庸关于上班的语录再次回响在职场上,“朱式幽默”对上班生活发起了批判，引发职场人深刻的共鸣。逃离写字楼因此成为更多人的梦。

　　逃离写字楼，恢复自由身。自由职业者的日子好像很惬意。但世界常在不经意中改变，真正成为SOHO族，才发现“自由”带来的有欣喜更有烦恼，个中尴尬唯有自知。

　　近日，朱德庸用“朱式幽默”对上班生活发起了批判:“说到每天上班8小时这件事，其实是本世纪人类生活史上的最大发明，也是最长的一出集体悲喜剧。”一言既出，再度提起了职场中人对逃离这出集体悲喜剧的些许兴趣。

　　朱德庸用自己15年的经历重新诠释了上班，当我们再度审视自由职业者时，他们的群体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往，人们印象中的SOHO一族多为演员、画家、自由撰稿人等多多少少跟文艺圈扯得上关系的人，而现在，除了有各类设计人员、摄影师、律师、医生等拥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加入，还引发出一些新行当，比如新闻线人。当记者深入接触这些形形色色按自己意愿生活的自由职业者时发现，他们除了拥有自由所带来的欣喜外，还有自由带来的烦恼。

　　欣喜之我是自己的闹钟吴宏自由摄影师

　　“天，你还没起床？”

　　“几点了？”

　　“十二点半！”

　　“噢，我昨晚四点睡的。”

　　“你在西安？”

　　“对，我过来拍几张片子。”

　　“平时也是这么自由，想去哪里拍就去哪里拍？”

　　“对呀，我是自由摄影师嘛。”

　　电话那边吴宏的声音终于清醒了，他的SOHO故事随之展开。

　　1982年出生的吴宏至今已经做了四年的自由摄影师。高中时，吴宏喜欢摄影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高考没能考进理想的大学，吴宏索性背上摄影包从家乡青岛跑到北京，一门心思拍起照片来。初次离开家的吴宏很快意识到自己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于是将拍摄的部分照片寄给一些报社和杂志社，但被采用的数量有限，收入微薄，而且赚来的钱大部分用于购买胶卷和冲洗底片，相机老得让人很难把他和摄影发烧友联系起来。

　　后来吴宏开始给photocome供图，只是拍一些诸如银行logo这样的图片，毫无创意和激情可言，吴宏只为了填饱肚子，这样的状态大约持续了一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吴宏在街头拍照片时，碰到了一位国外摄影师，共同的爱好让双方突破了语言障碍，吴宏得到了一个让他欣喜的消息：一家国外图片社需要大量照片。吴宏将自己的作品分门别类地组织好，写上英文说明，寄给了对方，对方非常赏识他的摄影技术和视角，这成为吴宏SOHO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去拍摄照片，同时生活也有了保障，后来这家图片社还经常将吴宏推荐给其他公司，吴宏因此获得了很多去国外拍片的机会。

　　尴尬之无组织可靠吴宏自由摄影师

　　最早我一直认为1980年后出生的孩子更多应该为自己活着，所以我一向非常自主，当初不上大学去摄影也和这种想法有关，现在经过四年的风风雨雨，我开始慢慢理解父母的心，也开始考虑购买各种保险。从今年开始我通过商业保险，给自己上了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险。因为婚姻、生活都很现实地摆在眼前，你必须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少让父母操心。但是自由职业者在国内目前没有一个官方组织来管理，很多时候身份不被社会承认。

　　当我递上名片，别人看到“自由摄影师”几个字，态度马上会来个180度大转弯，在这些人眼中，你只是摄影爱好者而不是摄影师。因为没有组织，有时候要去一个地方拍片，门卫要求填写单位，填不出来换来的是别人怀疑的目光，虽然我个人活动能力很强，这种情况下大多能突破进去，但是心里难免不好受。据我了解，国外自由摄影师同样会有新闻部门颁发的证件，类同记者，工作上会便利得多。目前的这种状况也导致现在自由摄影师拍摄商业照片的人占大多数，而拍摄新闻照片的人很少，实在是因为工作不方便。

　　欣喜之重拾少年时代

　　胡北和他的伙伴们音乐制作人四个人是发小，高中时一起组乐队，在圈子里颇有点名气。上了大学后，两人学计算机，两人学工商管理，因为学业繁忙，暂别乐队，但有时间凑在一起还是做做音乐。大学毕业后，四个人都进入了公司工作，有的做出纳，有的做财务，胡北在中央电视台做录音师，业余时间聚会四个人开始研究音乐。工作扩大了各自的交流圈子，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商业经验，一次胡北的一位和文艺圈非常熟的朋友，将他写的歌拿给一位很有名气的歌手，结果歌手非常满意，唱片公司的反馈效果也非常好，这让胡北和他的伙伴们异常兴奋，同时一个大胆的想法萌生：辞职，做音乐制作人。

　　接下来的日子里，四个人拿出了全部积蓄，先去学习自己不熟悉的硬件设备，如调音台、音频卡、录音棚声场等，然后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结果由于对资金管理缺少经验，对花费的每一笔钱缺少控制，四个人的SOHO日子一度非常窘迫。好在大家非常团结，共同想办法，将手中的音响设备出租给一些公司做现场活动，为他们出主持人，出乐手，没想到这一招不但挽救了大家的“前途”，还因为在现场播放由他们创作的歌曲而引起音乐公司的注意，结果没花一分钱就揽来了大买卖，为某知名歌手写歌。

　　现在胡北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开始了公司化运作，如果你看见了“浩讯传媒”这个名字，那老板就是胡北和他的三个发小，但胡北一再告诉记者“他们现在还是四个为了逃避苛刻的上班作息时间的音乐自由职业者。”

　　尴尬之无权益可维宝贝熊专栏撰稿人

　　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这些天正郁闷着呢。一年前经别人介绍固定给一家杂志社写稿。开始稿费按月都能付给，后来就两三个月付一次。因为考虑到这是一家非常知名的传媒集团办的杂志，而且我是和主编直接打交道，所以也没有多想，仍然按月供稿。有一天突然接到了这家杂志社主编的电话，告诉我他离职了，原因是他向领导争取按月如数支付我们这些自由撰稿人的稿费，结果惹怒了领导，刚好赶上他合同到期，公司也就不和他续签了。

　　他还一再向我保证，一定会把欠我半年的稿费给追回来。接下来的日子我时常接到这位主编的电话，告诉我他在争取，一段时间后又会告诉我他已经找好律师准备起诉这家杂志社，肯定能够胜诉，但是我们每个人要分摊一些律师费。我对该主编的诚意毫不怀疑，但是对自己作为自由撰稿人的权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保障。首先，我没有和他们签过任何协议，唯一能够证明的就是已经出版的杂志上我的名字，而面对他们，我感觉作为一个SOHO的渺小，更不想牵扯上什么官司。四月份，我曾经试图打电话找他们索要稿费，对方的答复是：一定会支付，但是不可能一次性支付从去年5月份到去年10月份的全部稿费，而至今我只收到了一个月的稿费，我该怎么办?


　　欣喜之硕士变股民张涛自由股民

　　张涛毕业的时候，没进单位，按照户籍管理规定，户口被“打”回街道。当张涛带着户口簿去街道办“打回”手续时，民警捧着他的硕士学位证书爱不释手，迟迟不忍在户籍材料里写下“待业”两个字。民警鼓励他说：“虽然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但是金子一定发光。”最后民警一脸惋惜，张涛却仿佛如释重负，掩不住心中欢喜，因为“待业”的日子他已等了很久。

　　以后总是有人问他，“为什么毕业不工作”，接下来一般是：“你读计算机，研究生，大好前途呀……”善意之下，旁人认为他现在的身份——自由股民，走的不是“正途”。

　　张涛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学计算机，是因为我喜欢，我还有其他爱好，还有其他能力，为此我还想做其他事情。至于为什么要做自由股民，那是我其中的一个兴趣，对我而言，炒股是个相对公平的数学游戏，在该游戏中，金钱是奖品，比的是心智，不会涉及到我最不擅长的人际关系。

　　对于自己选择的这个“正途”，张涛还有这样的看法：这是条阳关大道，和整个世界相比，择业一条路总是太窄，而且太多人争着往里挤，对此我并不喜欢，除非我接受“拥挤是一种乐趣”。阳关大道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路上，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走，仿佛被什么驱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