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要不要信仰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驱动今日中国商业世界形成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物质上的饥渴感，商人们往往是来自于社会边缘，被一种改变贫困的热望驱动着，开始了一场幸存者游戏，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对新兴财富充满着不信任的社会环境，并深深的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影响，进而发展出一种幸存者的商业哲学--人们用继续生存下去的疲于奔命，取代对于商业活动的意义的思考。
　　企业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需要借助文化来提升企业发展的动，而文化的最尖端就是信仰。企业的竞争最终将发展到道德的竞争和文化的竞争，我们的企业已经一步步从注重产品、注重服务、注重管理发展到注重文化，最后将发展到注重商业伦理，乃至注重企业信仰。
　　企业归根结底是赢利性的组织，但企业存在必然要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生存信仰。不知道为什么而存在，就会陷入到为了赚钱而赚钱的圈子中去，员工感到没有希望，组织没有生机。企业没有自己生存信仰，就容易在前进的过程中走弯路，甚至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一、企业要向宗教学习？
　　除了黄光裕（天主教）、海南航空陈锋（佛教）、凤凰卫视刘长乐（佛教）等少数企业家公开承认自己有宗教信仰外，国内大多数商业人士更乐于炫耀自己的财富或者政治地位。一场寻找信仰重塑商业伦理的运动正悄悄萌芽。一部分成功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专业精英已经开始自觉接受灵魂的洗炼，甚至在商业场合也不再讳言自己的宗教归属和价值取向。
　　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西方清教徒企业家是从“禁欲”开始走上商业之途的，我们的企业家则是从“贪欲”走上发展之途的。
　　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在《Religionand Economic Growth》中认为，宗教的差异一定能从经济增长差异中反映出来。“宗教本质上是一个类似于俱乐部的共同体。诚实能让俱乐部信息流通无障碍，热爱工作则加强俱乐部的财政实力，而节俭同成本控制有关，对陌生人开放则有助于俱乐部的扩张。”

　　二、信仰如何融入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现今时髦的词语，也是一个被人用滥的词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为数众多的企业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上，只是满足于几条新颖的口号，或写几篇煽情的使命声明，或者由总经理发表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但是，这些都是有效的吗？这些都溶入了员工的血液了吗？
　　我们见过太多诸如“求实”、“奋进”、“争创一流”此类的词语，但是，这些企业真的是这样在做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把标语贴在墙上，却没有写进员工的心里。战略确定企业的方向和目标，能告诉大家将一同做什么？制度能告诉大家将一同怎么做？而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这么做呢？这是内在的动力源泉问题，只有文化，只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三、信仰怎样建立？

　　中国商业中太多的投机主义、太多的自满，缺少根本性的驱动力，因为商业环境缺乏可期待性。有时候，与权力的关系、或是一次恰好的投机，可以将一个人迅速推到中心的位置，这种成功，不是源自与艰苦的努力，不是源自对于商业活动的真正的热爱与尊敬。同时，这些暂时的成就又是多么脆弱，它可能再度被权力剥夺，或是因为一次社会动荡，甚至是政治的改变，而变得一无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商人们，总是被各种政治、社会的不确定性所困扰，他们缺乏继续拓展的激励，值得理解。商业伦理的建立，必须借助与政治、法治与文化对应的改善。
　　中国企业能不能走出商业伦理的囹圄，取决于政治及企业领袖能不能很好地将普通收益与道德标准很好地融会贯通，更在于在企业内外实施一套权利与责任相得益彰、激励与制衡分而治之的行为机制。所有的这些努力，无非为了一个统一的、不得不正视的目的，即重新在国际市场上找回自尊，重新赢得合作伙伴的信任。佩雷菲特在他的《论经济奇迹》中说，“信任”作为“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决不是资本和劳动这两种要素无足挂齿的附属物，相反，信任--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所特有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