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建筑美学－－有关水工建筑（感兴趣的看看瞧！）

一般来说，有两种器物的造型总能强烈地暗示其历史深度或强力意志，一是高大、伟岸的建筑，它把人们的视线范围拓宽、抬高，仿佛历史的纬线，使观察者在宽度与高度的压迫逼视下感到渺小，从而激发类似宗教的无限崇敬；二是纵切而幽深的东西。它无法在空间里占据力量的重心，但它把所有的力收敛起来，向着大地的深处展开它的锋芒与言路。在这方面，那些隧道、溶洞、地下城市一直像瘾癖一样激发着人类的天性。迷宫一般的走向与陡然转折，使我们在穿行中不但感到自己的卑微，甚至觉察到了历史的纬线正从我们的脊柱里流淌、显形。因此，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不难从那些巍峨博大的建筑以及那些庞大而深邃的地下宫殿、地铁系统，甚至防空洞里，很自然会获得这样的感悟。
　　
　　 就在世人为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起的高坝或欢呼或争论的时候，2003年11月26日，作家徐刚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高坝大库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文，将这一问题推到了一个比高坝更高的位置，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高坝矗立起来的并不仅仅是钢筋混凝土，甚至还有建在高坝上更为雄伟的精神建筑。这就是说，在水坝的梯形堤坝上，不但可以书写“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毛主席万岁”“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类的巨幅红油漆标语，成为宣传体制关键词汇的发布榜，高高矗立的堤坝更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凝聚力的象征。高大、坚实、宽厚、方正的造型，更成为一种美学意义的象征。因此，高坝不过是激情主义的巴别塔基座，它由于承载的无形建筑过于超迈，就决定了基础必须更为阔大。在高坝远离大地走向天空的时候，托举起来的精神建筑，恰恰是激情主义的杰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高坝同样是一堵意识形态的防火墙。在它抵御百年不遇的洪水的时候，它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着的自豪感，把来自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拷问彻底阻挡在大坝之外：所谓躲进高坝成一统也。
　　
　　 所以，很多具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一直无法明白：为什么类似像三门峡这样的高坝，不但不能调控洪水，反而造成一系列巨大的生态灾难，它顽强挺立的姿态，不过是用一座物质的高坝，正在捍卫着某种激情主义的原初理念。而正如2003年11月26日的《东方早报》所刊发的《三门峡水库去留之争：炸坝悬念背后的利益博弈》所指出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除了三门峡还有一定作用之外，还要考虑面子问题。”而这，恰恰是知识分子的“书生意气”所无法理解的。当渭河洪水把三门峡大坝最后一层遮羞布撕碎的时候，沉默的大坝被迫从历史中呈现出它日益丑陋的面目。
　　
　　 三门峡水电站蓝图出自苏联人之手。这个强大的红色国家，不仅完全占领了沙俄帝国的版图，占领了帝国在人们心目中、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而且也占领了人们的审美观和全俄的建筑艺术领域。于是，一种“美学斯大林主义”的狂飚伴随着新生革命政权的急促步伐，不但扫荡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所有非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自然，也使东方的艺术准则，成为了箩筐里的垃圾。从天安门照搬红场的格局，到北京老城墙的迅速推倒，再到卫国战争歌曲的流行，甚至列宁服、布拉吉的遍地开花，无一不是“美学斯大林主义”的具体体现。在钢筋混凝土浇铸的水坝前，红色的苏联，以左派古典主义作为它自己的建筑艺术的最高法典，开创了亘古未见的无产阶级建筑美学的先河。从这个意义上说，三门峡大坝自然是不会被轻易拆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