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07-01-11 2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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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地 2007-1-6
（1）“颟顸”心解
把感觉当作事实，为意愿拒绝逻辑，以习焉不察的自我意识评判一切新的遭遇，价值取向上抱残守缺，而骨子里又极无自信——非理性思维的典型特征。
这样的人往往拒绝讨论。对认真的讨论表示轻蔑，是他们的常态。
（2）宽恕的前提
如今有一句话十分流行：当强奸不可避免，要学会享受快感。这本是很悲哀的。其所以流行，当然是因为某种无法违拗的力量在肆无忌惮，反抗的代价又是如此之大，人们只能用自我解嘲来平衡心态。如果你批判它，就似乎缺失了对这些“被强奸者”的同情，而显得极不人道，至少是不宽容。为避苛求之嫌，人们对这极伤尊严的话顶多一笑置之，所以，它的流行是可以理解的。
但理解不能异化为认同。我们至少应在内心深处明白：这是因无法追谴而不得不以宽恕自慰。宽恕固然是美德，但需与尊严、力量、理性为伴。奉命宽恕是一种软弱，而滥施宽恕则是自轻自贱。如果这样的奉命宽恕和滥用宽恕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现象，那就不仅证明已经遭遇了罪恶，而且还将走向黑暗。
守定宽恕的前提，至少在思维中不放弃，就是“肩住黑暗的闸门”，哪怕有时候只是“一个人的战争”。
（3）历史和生命
社会需要历史，生命不需要。
历史使思想变得生动，以某种价值观曾有过的实践经验或教训，使得对它的言说变得凿凿有据，而避免了理性思辨极易染上的枯索。历史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变得有实用价值的，但这是对他者、对类的价值。对于那些成为例证的生命来说，这个价值不作用于他的生存，因而没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是不需要历史的。
所以，人生的“历史意义”是生命的副产品，而用“历史意义”来导演生命历程，是反人道的。
而那些为自己的生活引入历史关照的人，就已经活在历史的意义中了。这是少数的例外。
更广义地说：凡在生活中自觉追求“意义”，就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个定义该“意义”的抽象价值体系作出了贡献。这是另一个课题了。
（4）宽广与缜密
视野追求宽广，而思维讲究缜密。
一个胸怀宽广的人，完全可能心思缜密，或者竟是因了视野的开阔和心思在某一方面的缜密，那胸怀才渐渐宽广起来、渐渐意趣横生的。否则，一个空荡荡的旷野，寂寥而已，甚至会产生人生的荒寒之感。
视野是胸怀之母，思维是胸怀之父。是它为视野注入活力。
一个视野开阔、接触广泛的人，完全可能因逻辑思维能力的欠缺而无法成就广阔的胸怀。因为，宽广的胸怀是以包罗、搜容、熔铸和参悟为要素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和思维品质有关。
搞文艺的通常不够宽和，显得心胸狭窄，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新三届”产生出来的一批“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有这方面的先天不足。
（5）“交换”三题
一、交换的本质是借助他人满足自己的需求，即“他人的资源化”（其实，这也意味着自己的“资源化”——从社会意义上说）。
人的需求是复杂的——有的深刻而关乎生命的存续和意义，有的肤浅只影响短暂的感觉；而社会对需求的导引也是复杂的，它往往反映着某种强势力量对生命的觊觎，它会诱导生命们去为它的某一需求服务。当非人性的时尚催化着、强化着某一类需求，而你对此毫不警觉、唯交换是骛时，你就彻底地“资源化”了。于是，在一边是过度的需求欲壑难填，另一边是因忽视而斫丧天性。这个时候，丰富的需求被单一的需求所置换，人被物交换掉了。
二、人总有不可交换的东西，或者说，当某种条件满足之后，有些交换就是不可原谅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关于不可交换的言说悬格太高，很有点捆住众人手脚、让少数别有用心者胡逑乱来的嫌疑，所以人们不轻信关于持守的说教，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有关的言说都是不应该的。
在法西斯的屠刀下舔屠夫的靴子而换取活命，是可以理解的；但住公寓的教授要用学术良知去换取博导的资格，就是不齿于士林的。如果“士林”竟以此风气为当然，他们也就是被交换掉的一群。这和娼妓卖身没什么不同，甚至更其可耻。
三、就是在交换活动中，物物交换和精神的交换也是不同的，这正如借以满足需要的手段和以之展示价值的心血的交换有区别一样。有的是为交换而生产，其价值附着在它的交换价值之中，正如商家制售货物的行为；有的交换则是有卓然的价值内蕴其中，人们要为获得这一价值而考虑其交换价值，正如被制售的货物本身。物的交换尚且如此，精神和文化产品的交换，是不是也该有这别一样的思考呢？
（6）“自由主义者”
一个力主宽容的人常常需要在两条战线作战：一边是握有权力的专制主义者，另一边是被偏见和时尚牵着鼻子走的大众。
（7）藐小的尊严
努力让一切衷心的渺小去傲视冷漠的强横，也是人的尊严所在，虽然是藐小的尊严，总比无耻和骄横高贵得多。
（8）“表演性勇气”
在我看来，那种面对刺刀凛然无畏的勇气和面对教鞭妙谑除魅的智慧，才是人格成熟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总是在教鞭面前去表演痛心疾首的慷慨，而面对刺刀又吓得瑟缩哑默，则这样的人格，大抵在精神上还是一个孩子吧？因为面对刺刀的人生境遇太少太少，所以，一个人面对教鞭时的表现往往可作为判断其人格和心智的重要依据：匍伏乞灵者为奴，表演勇敢者有诈。这也许要导致某种暗自贬人的失误，但总不会使我沦入满目英雄的自欺。
表演性勇气多用于煽动，正如表演性理性多用于利用，一样。
（9）高标？
千百万人在那里出丑，只留下金钱在旁边检阅。如此宏大壮观的场面，不说百年不遇千载难逢，起码也是不容易看到的吧？
在一个痛苦丛生的年代，你居然没能体验深沉的痛苦；在一个虚伪遍地的环境，你居然忽视了对虚假的剖析；在一个各种病变都肆无忌惮地表演着的社会，你居然放弃诊断——那真是你的不幸！
（10）尝试“爱的定义”
由精神的相互吸引引起灵魂的相互渴望，并羞怯地萌动着肉体接近的欲望；忘掉了实体生存的种种制约，忘情地认定这样的体验具有不可代替的价值——这样的一种情感状态，就是“爱”。
全部回复（2 ）
只看楼主 我来说两句抢地板对任一事物，无论是判其实然还是定其应然，都与角度、尺度有关，依其不同，论判各异。这是产生学人思维和百姓思维、或曰理论思维和实践感知的差异的重大根源之一。前者往往清晰、严谨、深刻，并可在某一体系框架内按逻辑推演；后者的常态特征则是朦胧、混沌、游离不定的，而且呈现出一种离散的无机状态。看来这种差异是重要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下语境来说，强调这种差异更具有重要意义。
但我们却千万不可忘记：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两套语汇在指陈对象上是重合的同一的，其产生源头也有多重交叉。而对实际生活影响更大的，是由人们的感知和体认而流行开来的东西。学者们往往忽视这一点。
所以，拿“真正的”儒家、“真正的”什么主义、什么传统等等说法来“正本清源”，可以拿去做学问，不可求效于社会生活。
（22）理论与思想
理论言说不是思想，重复他人的思想更不是思想。思想是凭借理论对言说对象的透视和解剖，它的源头是生活的原生态，它的流转是智慧对理论和经验的统合和驾驭，它的原料不是任何理论体系而是这种体系与某种特殊的经验事实的混合冶炼。只有极少数理论的言说在接近思想，而更大量地只是诠释、模仿、贩卖思想，甚至是在肢解和僵化思想。一个思想者与理论家的重大差异在于：他对言说的对象比言说的体系更关注，也不在乎言论有什么冠冕堂皇的出处。卖弄典章者，其实远离思想，最多只是思想的掮客，甚至可能是思想的敌人。
（23）口头禅
一般而言，口头禅是对正式表达中某种缺陷的下意识补救。如果一个人总在语言表达时使用“所以说”，“这就是说”，“这里面说明”，这一类口头禅，其实是想以此弥补逻辑和论证的缺失。
（24）两套语言
日常语言贵在模糊，让它的涵盖尽可能广，才易得大众的理解、认可和喝彩；学术语言贵在精准，让它的指谓尽可能确定，断不能任其游移，才易为钻研的基础和阶石。二者功用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我们的“国学”确实是含宏万汇，也自有其深度，但喝彩者和埋汰者各执一词，是不是没有分清这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及其不同的功用指向）呢？
（25）感慨
世事是点点尘土，落在童心之上，使童心映出的世界渐渐失去光彩、变了模样，有人说这种变化是“成熟”的过程，但成熟的人们都怀念着未曾成熟时的记忆，并为之深深感动着，成为内心生活中最淳良、最悠长的回味。
（26）揭露需要慎重
在很多情况下，揭穿骗局者往往比制造骗局的更遭人恨。这多半发生这这样的场合：制造者在顺应人的弱点而回避人的理性，而揭穿者总是指明人的弱点而诉诸人的理性。对弱点的廻护使人产生暂时的、虚假的舒适感，揭穿骗局的人则破坏了这种感觉。
（27） “德术相较”速记
德也者，道德之谓也。夫道德之于人类社会，从共时性观察为维系整体平衡之最深刻之纽带、最自觉之约束、最低廉之工具，从历时性观察为传承文明进化之最普遍之表现、最实际之成果、最通俗之形式。且道德之于生命个体，内在地确定其价值理性之导向、意义认定之标尺，外向则影响其人际关系之基点、对底线伦理之持守、对大千世界之情怀。由是观之，则德之于人，实乃情趣之底蕴、价值之基础、生命之根基。
术也者，艺术、技术、心术、权术等各类技能技巧所通贯之灵魂者也。考其精义，内在为钻研之智巧深度，外在为运用之巧熟程度。其深刻之理解，则外延为种种技艺，内涵为入于各专门领域之造诣；即再向更广义抽象，总为谋功用世改善生存之器物之具也。
以技艺与底蕴相衡，以器用与根基相较，以谋功用世与安身立命相权，我不为断，而结论已不言自明矣！
虽然，若夫竞争激烈之际，非精进无以图存，则智巧之功用易显，而道德之价值不彰。然则此时之德与术，必欲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又可以层次之差而略论排序之异。其详可为专论，此不赘述，要而言之，或曰：每临一具体事务之解决，则术或重于德；而于此解决之效果影响之评判，诚不可以术之精疏深浅为尺度，非以价值衡量则无以置评，由此，德之为重，又岂容抹杀焉？
《左传》言生命之不朽，以“立德”为“三立”之“太上”；冯友兰析人生之境界，置“道德境界”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之上，而即于“天地境界”之际；康德抒赞叹与敬畏，唯“人间之道德律”与“头顶之星空”齐观；哈耶克论道德之进化，以为“人类文明传承”之最深刻结晶。由是观之，道德之重已然跨越不同文明之畛域、为古今贤哲所共奉之也。
（28）也说张钰
张钰违背的是这样一条道德底线——“女人不可以用身体做筹码”，她公开了自己这种“跌破底线换生存”的状况，于是为正人君子们所不齿。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置换，将这条底线改为——“人不可以用尊严做筹码”，有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张钰？
诚实和守信，是人类尊严的基本底线。但在今天，中国大陆上有几个人守住了这样的底线？当我们用“现实感”、“权衡利弊”、“生存的必要付出”……等等借口为自己开脱时，从道德的意义看，我们在干什么？
这种现象是如此之普遍，所以我们已不能轻率地向这样活着的中国人发出基本的责问。那么，我们怎么就那么敢向张钰发问呢？
（29） 快乐总是非理性的
理性是社会属性对人的动物性生存的约束，也是人性的“文明附加”。这有其合理性。但如果陷于其中，将生之乐趣完全置于理性的诠释之中，则主体的人就丧失了，就成了社会性——工具性的载体。所以，当你的快乐必以理性的认可而心安时，你就异化了。当然，放纵非理性的快乐是与人的社会属性相矛盾的，但人就其动物性与社会性、身体欲望与精神追求的一致性而言，不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吗？听任矛盾则易成俗物，而无矛盾则无生命。
所以，真正的快乐多产生在私人性场合，因为在这里，彼此之间才能有宽容和理解，而理性的尺度暂时退居次席了。
（30）“集权的效率”？
说这话的人往往以社会资源集中使用的功效为据，强调资源在短期内向某一个问题倾斜有助于解决问题。但社会资源又是有限的，它不可能长期以非正常的密度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所以，这样的突击性的“有效解决”，从总体上看来肯定是低效的，甚至是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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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把亲切的问候念得象干巴巴的背书，机长把殷勤的说明变成了不耐烦的交代；学生把天真的话语说得让人头皮发麻；官员把神圣的概念谈吐得如此嘻皮；大街小巷的标语任其身边的生活肆意嘲笑；随处可见的公约条规让人觉得它们被戏弄得可怜；各种媒体上，肉麻当有趣的庸俗叫人起鸡皮疙瘩；和实际生活完全不沾边的道理在闭目塞听地兀自表演。——语言都是没有心灵的空壳，昭示着这个时代精神上的平庸和干瘪，或者虚伪。
有了头脑（精明），有了手脚（攀爬），却丢了灵魂（激情和热爱、认定和创造），我们掉进了一个“无心时代”。
（12）致古往今来的科学家
只需把我们经常接受的教导稍作置换，古往今来的科学家们就是最该被埋汰的一群人——你们总是盯着大自然的问题，而不感戴大自然的厚恩；你们总是向壁臆造，设计出种种实际生活中本不存在的问题；你们总是沉溺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而对周围的现实世界充耳不闻、格格不入；你们总是用干瘪单一的思路去揣度复杂的生活，对别的可能性和其他的理念置若罔闻；你们将大量的财富抛掷在所谓的实验中，而不用去救助灾荒、奉献邻人。你们的那一点点成绩，常常引发巨大的灾难，没什么值得庆幸的：））
（13）性情表演和责任担当
在许多以社会、大众、国家、历史、人类为论域的表演中，我越来越真切感受到这两个词：性情和责任。许多人的性情根本不足以担当他所选择的责任，许多人又误将性情使然的兴奋搞成担当责任的义愤，这两种混淆，往往误导了大众，也往往扭曲着他们自己的灵魂。
二者都有自己的价值，但显然也有明确的差异。前者因为更深切地植根于人性之中，往往会在不经意中流露；后者往往与某种客观的、流行的价值体系相联系，容易引起他者的共鸣，也容易唤起行为者的道义情感，因而更接近崇高。从人类进步和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前者的深刻和后者的高尚不具有可比性。
但在某种特定的场合，相对于一个既定的目标来说，二者的差异就不容忽视了。如果是在进行面向他者的言说，甚至是把他者作为发动、引导的对象时，把真切的说成是高尚的，把性情使然的说成是道义驱动的，这就很不真诚了。
当然，在这样的场合，仅仅真诚是远远不够的。面向客体的行为往往以有效与否为衡量标准，当言说者欲动员听者而共同面向第三者（或者客体或者某一领域）时，对有效性的考虑更是责任感的表现。
最高的追求是：性情的真诚和道义的责任融为一体，这种人当然就是为大众服务、担当公共事业的天才。如果一个人身上这两个层面不一致，那么正视并坦陈这个矛盾的人，肯定比回避且掩饰这个矛盾的人令我们尊敬，对人类可贵。如果明明知道自己的兴奋点与言说目的物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把语辞作为迷药，自己的灵魂蜷曲在心性的桎梏中，于此不愿作任何一点点牺牲，却把道义责任当成冲锋号拼命地吹，暗暗希冀着别人去冲锋陷阵，这样的聪明，就是“狡诈”。如果自己在这样地表演着，却反感、厌恶甚至是压制、扼杀对这种两张皮的疏离的揭示，或者公然宣称世界上没有这回事，那就不仅仅是卑劣，而完全是无耻了！
在一个伦理本位、义理至上，总是将他者捧奉在个人主体的头上的文化传统中，这样的分析是特别有必要的；在一个社会矛盾已引发了普通人的关注的领域中，这样的辨认更是不可或缺。否则，义旗下的野心家和宏大话题中的贩私者，将会笑得十分开心，而一些“真诚”地将自己的野心当成普度众生的宏愿、分不清贩卖私家商品和提供大众服务的界限的人们，将会情不自禁地走向危险的彼岸，成为人类、大众乃至自己的敌人！
（14）榜样的力量是无用的。
孙大午说自己“可彰而不可学”，发人深省。他道出了楷模的不可模仿性。
楷模是一种高标，在某个价值方向上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但这种高度一定是以这个人许多其他方面的优长之处相联的——气质、禀赋、家传，甚至还有运气。没有这若干条件的集合，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是实现不了的。而我们在号召人们学习各类“榜样”时，却往往忽视了、甚至是回避了这些因素，只是把他的造诣、成就、作派当成人们应予仿效的东西。在这样的“号召”下，那个活生生的人早就不在了，人们又怎么可能“学”得了呢！
种种“成功学”之所以是伪学问，就是这个原因——成功的技巧或许可以模仿，甚至可以归纳为某些程式，但适时地调用这些技巧的智慧、准确地操作这些程式的意识和感觉，则是不可模仿的。
（15）无题
在办事的能力、具备的才华方面，最好是外界的评价比自我评价要高；而在道德认定、精神操守方面，则外界的评价是不必当真的。因为前一面作用的对象就是客体，应该接受他者的检验，出现前一种情况正好说明你是有效的、谦逊的；而后一面的作用是个人追求和境界，它应该以自我的体验为准，而决不能让外界主宰你、牵着你的鼻子走。
（16）高标和底线
或明或暗，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都有一个高标，同时也有一个底线，每个人的现实行为就是展开在这二者之间。高标的显示，最多表明一个人的视野、知识等等，只是一种智力水平、心愿的表现；而底线却表明着一个人的质地——坚守什么样的底线，愿意为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心地、品质的东西。
个人如此，对政治集团、国家机器更是如此。如果一个环境里，团体和个人总是依靠不断地突破底线来获取成功、猎取利益，这个环境就肯定是在不断地堕落中，无论它飘摇着什么样的高标。
（17）多数的力量
在恪守着流行观念的人看来，独见都是荒唐的，因为它违背常识。他们不明白常识的来源及常识与生活的关系，只能凭所谓的“常识”来衡量一切。
这也是鲁迅所说的“多数的力量”。
（18）失真的危害
谎言的普及造成事实的流失，这既是专制控制的结果，也是专制制度的病灶：它使得所有非亲历者的间接认知都不可靠，使由此产生的理论知识一开始就是畸形的。于是，信息的失真使建立于其上的一切言说都无法确立，更无法深入人心。普遍的偷偷摸摸的“变通处理”于是成为社会行为的常态，那个被用来实行钳制、看似庞大严密的专制权力，就这样被渐渐掏空了基础。
（19）愚昧与愚妄
前者是出于无知，所以或许有救；后者是因为偏执，所以很难改变。喝狼奶滋生的偏执，一旦进入愚妄的绝路，就只能把灵魂拉向深渊。我们所能做的，便仅仅是不让他拉上别人而已。
（20）成功与造诣
前者是外界环境的认可与赞赏，所以它必定是世俗的；后者是个人努力达至的修养，所以它只能是内在的。因为成功的世俗性，以精神自适的途径去强傍成功，就是一种阿Q；因为造诣的内在性，以多数喝彩的局面来虚饰造诣，就是一种欺骗。世俗性并不坏，就象内在性也并不伟大崇高一样。但它们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前者是事务的交换，后者是精神的交往。
我们当下常见的混淆是：取得世俗成功的人，把一定的能力因素幻化为造诣；有一定造诣的人，总要把自己的这种成绩强说为成功。结果是二者合伙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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