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笑星今安在

马季辞世：相声渐行渐远
12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在位于北京天通苑五区的家中突发心脏病逝世。

　　前往医院吊唁的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对媒体说：“马季先生去世后，全国各大媒体都在半个小时内发布了消息，可见作为一名人民艺术家，马季先生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马季出生于1934年，小时候是上海宏德织造厂的学徒，伺候师傅吃饭、睡觉，是马季每天的主要工作。马季很早就喜欢上了相声，并且渐渐展露出相声艺术的天赋。1953年，马季正式考入新华书店华北发行所，当上了一名售书员，每月27元钱的工资和工人阶级的称号，已经让当时的马季欣喜若狂。每逢周末工会的联欢活动，马季不是唱京剧就是模拟丑角表演。1956年，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在北京举办，这一次表演使马季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机。

　　这一年马季正式进入中国广播说唱团，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当时的领导确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等当马季的老师。其中侯宝林为责任老师，几位名师教一个，侯宝林形容当时的马季是“千顷地，一棵苗”。

　　早年在学徒期间，马季跟随侯宝林先生去中南海给毛泽东演出。都是演些小段子，让老人家休息，一乐就完。一起演过《画像》、《跳大神》、《黑斑病》，秘书说毛主席不需要你们教育，你们就演个好玩，让老人家开心。毛泽东就那么细细地听，听完以后，站起来，跟侯宝林和马季一一握手。毛泽东说了一句令马季永生难忘的话：还是下去好。

　　马季说相声的时候，正是相声从旧社会的传统相声脱胎出来，转而为现实服务的时期。

　　有一年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接一场国际比赛，是中国八一队对朝鲜二八足球队，裁判员是朝鲜二八队带来的。这场球最终是2：1朝鲜赢了中国，有少数球迷认为不公平，就围在运动员退场地方，500多人围着朝鲜运动员起哄，不让他们退场，也不让裁判员退场。警察出来维持秩序，勉强地使这些客人们退了出去。这500多球迷不死心，跑到朝鲜大使馆门前闹事。

　　情况马上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很恼火，那天正赶上我们去那里给周总理演出。总理说了一句话，你们能不能写一段相声，在每次国际重大比赛之前要广播一下，教育我们观众，我们输球不能输人，我们是个大国。马季你能完成任务吗？我站起来，可以。什么时候我听？我说下星期。回来了，回来我写了一个叫球场上丑角。下星期，总理日理万机，那脑子，头脑清醒得很，一见着，我给你任务完成没有，我说写了一个，演给我听，我和于树友演的。演完以后，总理说很好嘛。”

　　1966年，文革开始，相声也被作为封资修打入冷宫，侯宝林、郭启儒及郭全宝被作为“黑五类”靠边站。

　　马季复出是在1981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春节晚会，马季已经恢复在广播说唱团的创作工作。当时的春晚总导演邓在军找到马季说你得写一个东西，咱们搞一个晚会。这台晚会后来就由马季和唐杰忠主持，当时写了一个叫《成语新篇》的段子，春节晚会就在广州的一个公园里举办。现场录制完拿到中央电视台播。那个时候是中国政治解冻的时期，社会在拨乱反正，共和国迎来了新的春天，民众也再次发出笑声。

　　马季把自己的艺术生命的复苏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的复苏联系在一起：

　　马季表演《宇宙牌香烟》是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那个时候马季不光说相声，还当主持。观众看到马季的《宇宙牌香烟》乐了。

　　针贬时弊的相声《宇宙牌香烟》不胫而走。《宇宙牌香烟》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火柴厂，火柴厂生产效益不好，想改做宇宙牌香烟，那时在河北发现有很多地下烟厂。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逐步认识到了经济的重要性。然而《宇宙牌香烟》的通过也还是颇费周折，马季和唐杰忠把相声录音，录完音，拿着录音带，来到北京医院给正在安装起搏器的当时广播部部长吴冷西放，马季守在老人的床边，老人家说可以吧，这才放。

　　马季的创作由此迎来一个辉煌阶段。从《宇宙牌香烟》之后，人们开始真正认识了马季，认识了马季的相声。

马季与侯宝林的恩怨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日前做客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时，“破天荒”地说起与师傅、已故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的恩恩怨怨，并首次谈及社会上广为流传、关于他在“文革”期间曾经批斗甚至动手打过侯宝林的传言。

　　一次演出改变一生

　　马季小时候是上海宏德织造厂的学徒，伺候师傅吃饭、睡觉，是马季每天的主要工作。马季很早就喜欢上了相声，并且渐渐展露出相声艺术的天赋。1953年，马季正式考入新华书店华北发行所，当上了一名卖书员，每月27元钱的工资和工人阶级的称号，已经让当时的马季欣喜若狂。




　　每逢周末工会的联欢活动，马季不是唱京剧就是模拟丑角表演。1956年，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在北京举办，22岁的马季并没有意识到他在这次汇演中的一场表演将会改变他的一生。

　　马季说：“1956年是我人生转折最关键的一年，当时被伯乐看上了。先是刘宝瑞老师，他说，‘你干专业吧，我看你挺有前途，我教你’。可是这时呢，侯宝林先生也发现我了。一次休息的时候他把我叫来了，问：‘认识我吗？’我说我认识您，可我不敢跟您说话。他说，‘你学相声吧，我教给你。’这样，我就去了中国广播说唱团。”

　　马季原来叫马树槐，改这个名，还是侯宝林的主意。“我是1957年改的名，侯先生说，你这个马树槐呀，绕嘴。做个演员，应该名字起得响亮一点，这样人家容易记住，另外笔画要少一点。那时候，北京正在放映匈牙利喜剧电影《牧鹅少年马季》，现成的，我说就用这个得了，大家都知道啊，借人家点仙气。侯先生一听，说，好，这个行。”

　　夹在侯宝林刘宝瑞中间很难受

　　1956年马季正式进入中国广播说唱团，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当时的领导确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等当马季的老师。其中侯宝林为责任老师。

　　“几位名师教一个，像今天的独生子似的，千顷地，一棵苗。”在这种环境下，马季有乐也有苦。处理不好关系的时候也有。“你跟刘先生时间多了，侯先生吃醋儿。同时有那么多大师当老师是好事，但也挺难的。大家都管，大家就都不管了。”因此就明确侯宝林先生为他的责任老师。

　　马季说，那时，我写了一个相声叫《南美碰壁记》，国际题材的。这个段子写出来之后，我当然得征求老师的意见，我就送到侯先生那儿。后来外面有的杂志要发表它，我就说，侯先生咱们爷俩发表吧，就写侯宝林、马季创作，发表了。刘先生看到了马上就过来，“爷们儿，来，下一个创作，该咱爷俩儿合作了吧？”我说好，我都想到了，你甭嘱咐我。等下一个创作是《新穆桂英挂帅》，写完了之后，赶紧送到刘先生那儿，刘老师，这个段子咱爷俩儿合作？这方面的关系要是处理得不恰当，这矛盾就来了。有一次我上侯先生办公室说，侯老师您给我再出出主意，您看我下一步定的这个学习计划怎么样？侯老师说，找你师傅去，那就是让我找刘宝瑞去。我听着有点吃醋的意思。我说侯老师您别这么说，您也是我老师，刘老师也是我老师。

　　还有一次我们演出，我演的是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了，我演这个节目时，用相声经常用的味说话：“报告总统先生，他们的人造卫星已经绕地球十几圈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飞个痰桶还绕三个多圈呢。”可我没有想到，刘先生在后头演一个也是国际题材的，叫《非洲独立进行曲》，也是这味的话。我刚演完，刘先生在后台就急了：谁教的，有这样的戏德吗？学艺先学做人。你师傅就让你这样？他就嫌我把这味先给他亮了。可我当时真是没有意识到。所以作为学生来讲，我在这里面很难处。

　　马季和侯宝林矛盾起源

　　“文革”开始后，师傅侯宝林被扣上“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徒弟马季也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时马季只能在北京扫厕所，刷标语牌。“当时的造反派我觉得很坏，他们来回挑拨离间，造成我们师徒之间很多误会”。马季说。

　　当时，造反派将马季、唐杰忠和赵连甲打成“反党小集团”。赵连甲是坏分子，唐杰忠是军师，马季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一次，大会批斗反动权威侯宝林，批斗会上说，侯宝林创作的《寸步难行》替蒋介石张目。侯宝林，你交代！侯先生低着头来到麦克风前说，那个节目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然后是马季上台，一通批，一通斗，最严重的词就是“替蒋介石叫喊”。批了一通之后，让马季滚蛋下去。大会继续批斗侯宝林，造反派说，侯宝林的第二个反动作品是《西方音乐》，用自然主义手法在这里宣扬资产阶级糜烂的艺术，侯宝林，交代！侯宝林说，那节目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如是反反复复，总共四次，都是马季写的。

　　师徒二人回避“打人事件”

　　十年动乱结束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慢慢变得正常。1984年，马季等人应邀去香港演出，侯宝林是那次演出的艺术顾问，在之前的审查演出中，马季表演的作品大受欢迎。马季回忆道：“当时侯先生说：‘马季，你过来，到香港之后，我的段子你都可以演。’说这话是第一次给我开绿灯，对我满意了。我说，侯先生，您放心吧。”侯宝林的这几句话，马季至今难忘。

　　曾经有传说，“文革”时马季打了侯宝林。有人就这个问题问过侯宝林，侯先生也不正面回答，他说，别问这个了，旧社会徒弟打师父有的是(从这句话的逻辑关系看，显然是打过)。那么马季到底打没打过侯宝林呢？马季说：“我觉得没有这些，就没有生活；没有这些误会，没有挨骂，没有谣言，就前进不得，任何人都是(马季显然回避了提问，这意味着确实打过侯宝林)。”

　　侯先生临终前，马季去看他，侯先生拉着马季的手只说了一句话：“马季，相声的即兴发挥千万不能丢掉啊，它是咱们相声的主要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