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贫、欺贫、倒贫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尔金斯通过对美国8000多名死亡者调查发现，穷人生活在富人区有害身心健康，他们的寿命比其他人要短。这个研究在《环球时报》上与国人见面之后，我所生活着的这家城市的市民报媒《海峡都市报》也以“挨着富人住，折寿”为题予以转载。既然研究结论是因为挨着富人住而使“傍富而居”的穷人折寿，那么这个结果到底是因为富人制造的，还是穷人自身的原因？

威尔金斯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造就该结果，也可以说是贫富各占一半责任。一是由于富人区各种生活和服务设施都是一流的，这些穷人要与富人一样支付昂贵的各种服务费用，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节衣缩食，从而减少了为身体补充必需的营养支出，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二是嫉妒心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这些穷人每天都能看到自己富有的邻居开着豪华轿车、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并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相比之下自己低人一等，于是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这种压抑的心情下，“这是造成这部分人寿命短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部分人寿命短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稍加分析就是相反的结论。因为全国性普遍物价上涨，导致以储蓄为积累财富方式、以节俭开支为储蓄来源的普通国民财产严重缩水，从而因应现有消费水平不得不减少各种必需的开支，直接影响其食物摄入量，且他们的工作环境与收入水平不能同步提升。如果通胀持续恶化，另一方面工资收入迟迟不能提高（迫使他们动用储蓄，因为经济学家们早就打着高额储蓄的算盘了），储蓄的实际价值贬损，他们的生活就极为贫困，健康无疑受到破坏。过度贫困关联健康水平与寿命质量，这是主要原因。在财产不可改变地缩水过程中，原本以储蓄积累财产的国民承受了无力改变经济地位下滑情势的巨大心里压力，这种压抑的心情比所谓嫉妒心更明显，而且极可能才是事实。在城市里看到白头发的（并非老年）下层民众不少，因为嫉妒心并不能使头发变白，但危机感和焦虑感可以。

再说嫉妒心。是人都有嫉妒心，如果要分出社会等级来，富人的嫉妒心比穷人更可怕。“非典英雄”钟南山说中国富人辛苦，未老先衰。求富是个辛苦的过程不错，但他们的衣食无忧也是事实，因而造成他们生理衰老的原因主要来自心理因素是无疑的。就此而言，富人受到财富的困扰远比受到精神的困扰小得多，人皆有之的嫉妒心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强度显然要比普通人强烈。比如北京亿万富豪雇凶杀人、福州刑警以破案名义设局枪杀财富纠纷事件中的说和人等等，这可以说是嫉妒心点燃的报复心的结果，在此时，他们必定丧失了正常心智。

换个角度看，挨富而居者如果后天会生就此种强烈的嫉妒心理，那么显然穷人正是受害者，是富人促成这种偏执心态，富人对待穷人的态度和姿态就成了关键。因贫穷而自杀的现象远比因贫穷而嫉恨而报复富人的事件多得多，可是没人乐于提这种事，这就透露出整体性的欺贫心理。威尔金斯的调查也指明，居住在富人区的穷人自杀率比其他地区要高得多，嫉妒心会导致人自杀？那就不成其为嫉妒心了。“住在其他地区的穷人，由于看不到富人奢侈的生活，总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好，知足者常乐，这自然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是十分有益的。”威尔金斯的研究资金由谁提供，或者其研究方向是为何而做不得而知，即便是同样的结论，在有心关注贫穷问题、关注挨富而居的穷人命运现象的社会与欺贫社会也会导向完全不同的应用。在美国可能会是政策性改进穷人处境的动力，在中国，相反可能正是实行“贫富分区”的证据。我想如果是原文翻译，威尔金斯的口吻一定跟中文摘引很是不同，至少中文报文不是研究报告文体；照情势看，既然如此，中国穷人还是宁愿贫富分区而非杂居。

从某种社会心理看，其实是富人看不得穷人的那种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为何？这就不是嫉妒心的问题了。需知，任何国家都以穷人占绝大多数，假如以民意为政治基础，很多特权将被占多数的民意推翻而不能实行，因而，在政治上倒贫反贫就成了为富不仁的动因。使穷人处于被完全支配地位，使穷人自卑无助，使穷人不适应而边缘化，没有表决渠道和话语权，民意就完全由他们来代理和占领，因此少数就永远奴役多数，政治就成了专制工具。

不要以为历史上的两“级”分化都像时下这般肆无忌惮，所有不同的技术基础改变了现象的烈度以及影响着具体面貌。在过去，统治层顶端发布信息可以被官僚加以有效掩盖，在普通民众获得信息之前早已成为现实，而今天有了各种资讯工具，尤其是即时的网络，使真相无法被掩藏，互动反弹性大大提高，因此，掩藏达不到效果，便以褫夺下层参与权为重心，可以说，技术主义也使民众受到更根本而直接的褫夺。这表明，现代性并没有改进剥削的方式，只是技术条件加剧了这种对立，相对而言，过去的封建历史远没有今天这样的对立强烈，倒贫便是这样成为规则而以为富不仁为形式大行其道，丑化妖魔化穷人也成了倒贫中的“应有之义”。樊纲不就说了：“网意不代表民意”，但他忘记了，民意在网络普及的趋势中有向网络集中的趋势，人们想表达什么都会想到记者想到网络就是这样。地方官员也坦率地表态了：“什么都要跟你们说，那我们怎么做事？”这就是倒贫的效益了。

钟伟近日发表的《仇富、仇贫和富豪榜》，结尾说：“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没有相互仇恨的）清静呢？”（大意）你会以为他是和平相处论者，通观其文，逻辑是：既然富豪榜存在着，便会有“仇富”，有“仇富”便理所当然有还敬之的“仇穷”。他本意应当没有一碗水端平的意思。“仇富”是肯定的古已有之，只不过他忽略去了封建社会的为富不仁才是“仇富”的实质，也是反抗的本因。“仇穷”呢，他的口吻是：被夸大了。比如城管对“有碍观瞻”的执法，大可不必用“仇穷”去形容。他又忽略了：如果对方是生存经营，“有碍观瞻”难道比生存权更重大？他不肯把所有不对称的较量归为“仇穷”动因，只缘他要表示自己没有赞同去欺贫笑贫，部分地克止于对“仇富”反对为富不仁这部分适当的形式正义。照其实际意图推解，他的结语应该可以说是：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穷人日子是永远没有的，古已有之了；穷人如此，富人也当如此。

钟文提到历史上中国农民经常性的“揭竿而起”，似乎以此反证今天农民或者底层的处境并没有受到了过分压迫，实际上这个结果就是政治倒贫的经营成果。富人缺乏仁慈和穷人丧失勇敢都由同一种制度造成，是硬币的两面。“揭竿而起”被走投无路的自杀替换，这值得沾沾自喜吗？一家饱暖千家怨，不是因为1000：1的“仇富”比率，应是类似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结构内因，这也怨不得社会的离心离德。我不清楚是钟伟们“迎合”了威尔金斯，还是威尔金斯“帮助”了钟伟们，他们的同时出场并在当下中国被滚雪转播，毕竟是一个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