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最后的土司官寨

乾隆年间两次征剿大、小金川的战争，最开始起因本来只是乾隆十二（1747）年大、小金川土司之间为边界纠葛产生冲突。这件本来应该由地方官员调节以稳定边疆的事情，却被四川巡抚纪山以大金川“跳梁小丑”的指责而请奏泰宁（今八美附近）协副将带兵镇压。随着土司的抵抗，中央政府逐步增兵，最后竟然形成两路大军进剿，细分为7路共3万余众。史载这场战争一直杀到“尸漂江河，血染山野”，最后却被死守碉楼的藏军所困。清军进剿2年，竟不得寸进。最后乾隆皇帝从全国增兵至8万人，向大金川实战不足3000兵力的弹丸之地发起规模浩大的进剿。但是“战碉耸立，高于中土之塔……蕃兵负固死守，碉尽碎而人不去，炮方过而人即起，主客形殊，劳逸势异，攻一碉难于克一城”。最后不得不依靠曾经统帅大金川土司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著名将领岳钟琪前往招降，才最终“不战而胜”。“平定大、小金川的起因就是土司相互之间的地盘争夺。”阿来说，“历史上有不少土司之间的势力起伏。比如后来黑水头人实力强大了，他的实力就超过了他隶属的梭磨土司。当中央实力削弱的时候也许就没有能力管土司之间的纠纷，但当时正好碰到中央力量强大，皇帝就想管了。”

过去历史上对于乾隆皇帝平定大、小金川一直评价为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但已经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比如阿坝州的藏族学者雀丹。雀丹说，第二次征剿大、小金川的起因除了土司之间的矛盾争斗，更大原因则是乾隆试图消除当地逐渐做大的土司势力:“大小金川原本是同一家族，因为内部矛盾，官府出兵帮助小金川打大金川。后来小金川和大金川十分要好，加上大小金川和各土司开始攀亲戚，如此下去就会打破各土司之间的均势，不仅朝廷‘以蕃攻蕃’的策略难收效果，而且会出现土司结盟友好，这是封建王朝最忌的事情。乾隆皇帝鉴于这种政策的失败，决心慑以兵威，大加惩创。”

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一生引以为自豪的有十大战绩:60年内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两次征剿大、小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安南各一，两次受廓尔喀之降，合称为“十全武功”。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这十全武功中，两次征剿大、小金川分别耗费白银2000万两和7000万两，而其他八大武功总共才耗军费白银6152万两！抛却这两次征讨孰是孰非、历史地位，康巴嘉绒一带地形地势之险恶、战碉防御之坚固可见一斑。雀丹说，两次征剿，清军仅千总、把总以上到大将军，死亡官员人数就高达320多名，士兵死亡人数高达数万。而报复也是极其残酷的:木果木一战清军伤亡1万有余，阿桂将军则下令屠杀小金川所降藏民。乾隆皇帝命令阿桂：“于剿平大金川时，所有抗拒蕃民兵丁，必当尽杀无赦。”“即十六岁以上男蕃均当丢弃河中淹毙，是官兵前后所诛蕃兵蕃民实不下两万人。”雀丹说，大小金川两地，当年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都被杀死。乾隆不但把两地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还把当地数千座战碉全部拆毁，并从地名上彻底消灭了大、小金川。直到200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藏区解放后，才重新恢复了大小金川的本名。

“文献资料能够帮助建立一个关于土司制度的大概架构，但是这种资料是没有细节和血肉的。”阿来说，“当时我是有意识地在了解这些东西。很多东西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在阿来还是马尔康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师时，很多土司和直接接触过他们的人都还在。一方面是他主动的接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藏族民间具有口传历史的传统。这种口传的历史大多和过去的英雄人物、上层人物密不可分。在民间口传中一些历史在延续，但也在口传中被改写、描绘而发生着不为人知的变化。即便是某些历史的细节能够还原，一个时代的气质也难以建立和想象了。解放后大小数十家土司中，既有人帮助支持解放军入藏，也有人抵抗并发动叛乱，更多人则是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浪潮中随波逐流。阿来说，文学关注的是个人的价值，而对于历史的真实，他同样从个体入手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们（土司）说今天变好了，那一定是物质生活上的。但如果从个人的感受上，如果作为一个土司，我一定觉得是变坏了，因为权力和地位已经改变。我在小说最后把傻子二少爷写死了，有些人说我很残酷。但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这些人从整体精神气质上属于另一个时代，他们的生命从不当土司的那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80年代，还没成为著名作家的马尔康中学教师阿来对家乡的土司家族和历史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阿来是阿坝州的嘉绒藏族，从甘孜州的丹巴县沿大金川而上，仅100多公里便是他的家乡马尔康县。由于本地历史上有马尔康、卓克基、松岗和梭磨4家土司，马尔康由此得名“四土之地”。当年这些土司家族的命运都已经“尘埃落定”，但阿来却从对“四土”和土司历史的发现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时文学界都在关注各种流派问题，我那时并不在主流文学圈。我自己考虑，文学问题是不是都可以通过文学来解决？”如今在成都一个小区的会所内，阿来回忆当年他如何试图在文学上寻找突破点，最后又如何把重心落到康区这片土地。当时在他看来，关注（地方）题材就要对（地方）历史进行充分的研究。“如果你在四川藏区研究本地历史，那么除了宗教，另一个就是土司制度。”

正如很少有人知道在四川也拥有大面积的藏区，那么更少有人了解的是，除了1918年赵尔丰败退到解放军入藏这之间短暂的一段时间外，以今天四川为主的康巴地区（实际包括四川、青海、西藏和云南三省一区的部分面积——作者注）几乎从来没有被卫藏的噶厦政府统治过。康巴地区近几百年来一直接受内地各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并被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所管理，这就是因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而被广为人知的土司制度。阿来说:“（上世纪初期）川军和西藏地方政府曾经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战争，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康区的土司很多向着川军，但是寺院却向着西藏地方政府。西藏是真正的政教合一，康巴也是政教合一，但不同的是世俗的权力超过寺庙，这一点和西藏正好相反。这世俗的权力从何而来？虽然主要是依靠各土司的实力，但名义上还都是从中央来的。名不正则言不顺。”

为什么同样是藏区，卫藏地区的主体由达赖和嘎厦政府统一领导，而在康藏地区则形成土司众多的复杂局面？阿来认为，地理因素是重要原因之一。阿来曾写过一本书叫《大地的阶梯》，在书中他把中国分为三个台阶，康区正处于第二个台阶的横断山脉，他说，正是这里河流山脉切割的地形决定了今天藏区从语言到生活各方面的多样性。在松赞干布一统整个青藏高原之前，藏族只是西藏山南雅鲁藏布江农区的农业民族。吐蕃征服苏毗王国，越过青藏高原灭掉吐谷浑，现代的藏民族开始在七八世纪形成。阿来说，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原始民族本来的多样化在削弱，比如语言，因为汉文著作中，藏区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民族和土著。而康区之所以能够在吐蕃的大一统后保持多样性，正是由于地形的分隔。“比如最有代表性的语言。康方言在甘孜一代看，至少大的要分出三四种。这个现象，第一我们可以从地理上解释，由于过去交通不便，形成很多语言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一个大的民族的形成，他的族源也很复杂。所以四川藏区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自然地理方面的丰富性远远超过西藏，同样康区在文化上的丰富性也远远多于西藏。比如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生活习惯。”

“城镇中的汉语只是藏区语言的孤岛，虽然这些孤岛在延伸，但是一旦你进入真正的康区乡村你就会发现你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比如你到一个县城，当你走出城外几百米，当你进入到藏族人的房子，你会发现和几百米外生活在水泥房子里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这些被割裂的人们似乎是山谷间的一个个部落，难怪康区土司众多，但绝大部分统辖的人口只有千余户左右。阿来的老家叫梭磨，就在梭磨河流过的马尔康县，那里就是一个土司众多的地方，土司领地的情况也很复杂。阿来说，梭磨土司在马尔康县只有一个乡，但是在隔壁的红原县和黑水县却有远远大得多的地盘，在青海还有飞地。虽然陆地上可能并不相连，但是只要是土司的领地，则完全受土司的控制。“按照我的观点，土司制度就是高度自治。”阿来说，“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首先你要承认你是中华的一部分，然后皇帝给你一个名号，除此之外，所有的司法和其他方面都不予干预。”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一整套“怀柔之道”其实从秦代就已经开始。大一统的思想让历代统治者无不竭力把中国领土内的各民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但由于元朝开始中国疆域日益扩大，西部、尤其是西南边疆管辖的又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鞭长莫及的范围，中央王朝为了便于治理，便采用了诸如对少数民族领袖册封为官，“稍加约束”，使之“假我爵禄，宠以名号，易为统摄”（《明史·土司传》）。中央政府不但对当地部族首领或酋长授封官职，还规定可以世代相袭。“改土归流”后康区流行的一句“流官如水，土司如石头”，说的便是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土司的地位就像石头一样永远不会改变。

有趣的是，康区众多的土司在官职上虽有高低之分，但却互不隶属，也不以官品高低领取朝廷的俸禄。他们在各自的统辖范围内都是独立的小王国，只不过都必须由中央王朝设立、任命、罢黜和奖赏。曾经有一个比喻点明了土司相互间本来的关系:“土司之间大体好像现在的各省省长，虽然有大省小省之分，但是到中央开会地位都是平等的。”不过虽说制度如此，实际上大小土司之间的纷争，以及土司和中央王朝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却几乎从没停止过。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之一的平定大、小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