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是“红色经典”们的救命稻草

近来，一些人跳出来批评“恶搞”，来势汹汹，称恶搞破坏了优良的文化传统、消解了崇高的革命精神，甚至说打破了道德和良知的底线，“荣辱失范”，哇啦哇啦发议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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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闪闪的红星》之类的所谓“红色经典”被恶搞，本人拍手称快！本人勉强算个过来人，第一次看《闪闪的红星》时还在读幼三。不可否认当时看得很激动，因为这电影“挺打仗”的。今天看来，它是一部从头到尾少有人话的电影，其语言形式的恶心度，其正面歌颂的欲望与表演效果的相反程度，比去年某小学那个“连爷爷你终于回来了”更甚百倍。比如，“冬子，你冷吗？”“不冷！”（表情坚毅，用手指心口，盯着无限遥远的某个焦点）“这里热乎着哪！”再如冬子妈被烧死了，冬子没有一滴泪，“妈妈是党的人，不能叫群众吃亏……”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有如此觉悟，怎不让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羞愧而死，怎不让鉴赏力正常的观众呕吐而亡？反倒是胡汉三的语言要生动活泼得多，也深入人心得多。“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这帮刁民，连骨头都是红的！”影片最后，没人味的好人终于杀死了有人味的坏蛋，也消灭了艺术中仅有的人间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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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红色经典电影《上甘岭》中的那个指导员。在勇敢淳朴的连长和战士们中间，一个党工作者成为愚顽的局外人和不协调的象征，一堆本来不该出现、又总是不肯退场的mouse shit。在蒙受巨大牺牲时他只想到指责，在宝贵的战斗间隙他只顾做不合时宜的极左宣传，甚至歌唱结束时，他还要固执地打着拍子，虽然没人理他！一部本该说得过去的电影，就被这个代表着党的形象搞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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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的煽情与做作，《杜鹃山》的真奸猾和伪豪迈……“红色经典”的主人公们透过极度夸张的肢体语言，把精神领域的追求演绎为纯功利的奢欲。“红色经典”不断羞辱着自己要歌颂的东西，自暴其丑，自现其奸。要拨乱反正，只能借助恶搞，进行否定之否定。这是今天的有识有才之士的职责所系。当所谓的经典已经成了天大的笑话，假崇高已经成了丑剧中最劣的丑角，成为艺术无能和人性扭曲的活样板，不被当代人与时俱进地恶搞一下，试问它有何面目粉墨登场？试问怎样让年轻人看得下去？恶搞是对文本的戏仿，是历史流程中读者对作品天然合理的解读和对话。对一切不朽的文本，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戏仿、嘲笑和恶搞，因为这是超越过去、摆脱经典阴影的必然环节。何况对一些不正常、不正确和不正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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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 本来就是一些典型的自我恶搞，是对自身主题的深刻嘲弄。那些扭曲人性的观念，假模假式的崇高，矫揉造作的表演，迫不及待的谄媚，是我们文化履历中的耻辱，是残存在我们集体无意识中的意识形态重负。它来自一个癫狂的时代，今天则使头脑清醒的人掩口讪笑，使心态正常的人尴尬脸红。它们早已是历史的陈迹，是失去了存在合理性而又强作镇定的行尸走肉。只有恶搞才能给他们一个重演的机会，“一切历史事件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马克思的话，值得恋僵尸成癖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