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弱的法学和堕落的法学院

虚弱的法学与堕落的法学院之七——西南政法大学
　　
　　奇迹注定在歌乐山畔，
　　昙花一现。
　　一个人一生中的尖峰时刻，
　　如果有的话，也足以傲视人生。
　　林肯曾云，人的生命就像文章一样，不在长度，而在内容。
　　50年代组建的西南政法，
　　在风起云涌的法学界中，浓墨重彩的写下了新中国法学的最强音。
　　只是，当颓势渐起、四面楚歌之时，
　　一个声音从天外传来：成也政治，败也政治。
　　捆绑在权力身上的教育模式，撕裂了西南学术的承递和独立，
　　当西南的口号变成了向211冲刺，
　　当西南学生奏响了公务员考试的冲锋号，
　　也谕示着神话的尾巴都藏入了灰暗的历史中，
　　至少，现在还无法期望延续传奇。
　　
　　一、一个神话
　　西南的78级现象，一直是一个神话。
　　忽略了神话产生的土壤，
　　是一种不理性的情绪。
　　78级法学招生数量几占全国半壁江山，
　　兼之作为唯一的重点政法院校，
　　加上唯学问是图的社会风气。
　　神话就此诞生于78学子的谈笑间。
　　那些青涩的法学学子，
　　建构起了90年代至今的强大法学阵营。
　　在理论界，英才怪杰辈出。
　　在实务界，位高权重者遍布四海。
　　回望历史时，新中国法学的最高峰上凝固着西南78级的旗帜。
　　只是，把目光投向更前或更远处，
　　就会发现，草创新中国法学的西南重镇，
　　自清末迄今的世界法学界中，
　　地位未必赶超民国法学在国际上的地位。
　　历史清退了旧法学，
　　成就了西南建构新法学的大任。
　　只是，这样的建树，
　　总是有些苦涩。正如重修的学生一样，
　　优秀之外，也有苦痛。
　　二、地域
　　重庆，一个以火锅和陪都闻名的山城。
　　雾锁大江留给重庆的是挥之不去的韧性，
　　坡坡坎坎塑造了重庆文化视天堑如坦途的气质。
　　面对日军的轰炸，
　　重庆挺起了不屈的脊梁。
　　浪急滩险的三峡，
　　纤夫们扛着一江悲喜交加的历史。
　　神话般的地域赋予歌乐山深邃，
　　思考流动着激情和理性。
　　早期西南人身上挥之不去的，
　　正是雾霭一般的文化气质。
　　正是江流一般的执着精神。
　　而法学，一门需要激情和理性并举的学科，
　　融合在歌乐山的积淀中，
　　电石火光中，
　　演绎着辉煌。
　　三、校友
　　今天的中国法学界，
　　除了历史外，
　　西南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校友。
　　梁慧星、贺卫方、夏勇、梁治平、徐国栋等著名学者；
　　刘家琛、黄松有、姜兴长、熊选国等大法官；
　　强大的西南校友群，
　　建构着现代法治社会的雏形，
　　影响着法制中国的步履，
　　无论是前进还是挫折，
　　总是萦绕着西南学子的影子。
　　只是，出川之后，校友们才更能施展手脚，大放异彩。
　　一千多年前，李白经三峡出川，
　　诗仙之名响彻寰宇。
　　内耗的巴蜀文化留给西南校内的空间，
　　却压制着西南本身的进取。
　　90年代初，西南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士点，
　　而80年代的北大、人大、武大均有了2至4个博士点。
　　硕士招生的泛滥折射出西南精神的无以为继，
　　自甘堕落成为西南学校当代原生态的写照。
　　四、经济法
　　作为西南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
　　经济法在形式上支撑着西南的声誉。
　　只是，欠缺底蕴而先天不足的学科本身，
　　注定了，这个学科没有过去，更没有未来。
　　李昌祺，经济法界的领军人，
　　一手缔造了西南经济法的强者地位。
　　需要干预论的本质建构颠覆了法学本应具备的逻辑，
　　模糊而混淆的学科边界挫伤着经济法界的学术良心。
　　于是，有人弃经济法而治民商法；
　　于是，地盘之争成为经济法的主旋律。
　　与民法之争，与行政法之争，
　　甚至，与经济学之争。
　　真理越辩越明，
　　如果不是真理的话，
　　只能是逐渐衰落。
　　经济法的学科原本就是一个错误，
　　执意一错再错，很难说勇敢。
　　五、诉讼法
　　西南作为中国诉讼法重镇，
　　常怡、徐静村、龙宗智演绎了西南诉讼法的强势。
　　相对合理主义的提出，
　　迎合了满目疮痍却不能刮骨疗伤的中国刑诉法现状。
　　于是，龙宗智代表着一种温和的改良路线，
　　修饰着痛楚的刑事司法。
　　个体权利与公权之间的界限，
　　程序设置中价值权衡的焦虑，
　　丝毫无法改变刑事诉讼法立法上的保守，
　　更加无法影响刑事司法中个人的弱势。
　　孤立无援的刑事被告，
　　四面楚歌的刑事辩护，
　　颐指气使的刑事审判，
　　撕裂的是刑事诉讼法学的伤疤，
　　伤害着司法公信力和威严的建立。
　　于是，法庭上撕碎辩护人卷宗的公诉人，
　　身体力行的践行着几千年来弥漫的强权思想。
　　路漫漫其修远兮，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总是在前方，
　　而且，似乎那么遥远。
　　六、邱兴隆
　　关于邱兴隆的过去，
　　版本很多。
　　有官方版，法律版。
　　也有民间版，消遣版。
　　这个西南学子在学术上的建构，
　　在不思进取的法学界中，似乎突出而异类。
　　西南刑法博士点的打造，
　　湘潭诉讼法点的申报，
　　邱兴隆居功至伟。
　　学识、狷介、狂放；
　　如有魏晋遗风。
　　跳槽、转战、接力；
　　却似股市操盘手。
　　商人还是学人？
　　面对世俗的诱惑，学术的呼唤、操守的坚持，
　　抉择总是那么艰难。
　　邱兴隆的身上凸现出法学的焦虑和挣扎，也倒映着西南的焦虑。
　　还有，中国法学的焦虑。

社科院法学所
　　
　　有一种鸟，
　　当他飞翔时，
　　舞动的不是轻盈，
　　而是沉重的翅膀。
　　法学所，
　　沉重掩盖了厚重，
　　蹒跚磨灭了犀利。
　　学术机制的扭曲，
　　掩映着法学所的酸楚。
　　官僚奔走的社科院，
　　注定跛足而行。
　　
　　一、剑走偏锋
　　剑，之所以为剑。
　　不在剑气之锋，
　　不在剑术之炫，
　　在其所指。
　　挥向虚空还是投中要害，
　　不仅是个选择，
　　还关涉独立学术人格。
　　于是，面对四处狼烟的法学界，
　　面对苦痛的司法，
　　法学所杜门不见。
　　于是，面对喧嚣的名利场，
　　面对向上的台阶，
　　法学所贤达磨刀霍霍。
　　学之为大者，在于直面真实。
　　法学江湖上的乱象，
　　法学所选择了逃避。
　　挂上了“莫谈国事”的旗帜，
　　学术上倾向了虚无而宏大的命题，
　　远离了喧嚣，
　　也丢弃了鲜活的法意。
　　
　　二、法学研究
　　权威的《法学研究》帮衬着法学所的声誉，
　　滋长着威权政治情绪下的骄傲。
　　只是，源于权力的骄傲，
　　总是不够真切。
　　尽管，不善检讨的国人，
　　总是沉醉或膜拜权力的光环。
　　但是，狐假虎威式的幸福，
　　总是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帮办式的《法学研究》，
　　批发出风起云涌的学者、
　　亦或博导。
　　留下的，更多是，
　　一地鸡毛。
　　三、梁慧星
　　这个曾蜗居云南工厂多年的学者，
　　在民法界掷地有声。
　　早期著作中隐约可见的文字，
　　总是与台湾著述不谋而合。
　　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
　　无法可想。
　　物权法草案的各自为政，
　　民法学会长的起起伏伏，
　　梁慧星留下了性情中人的风貌，
　　抛下了大师之气度。
　　无法苛求，
　　在学会会长以继承制为主体的体制下，
　　做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会长，
　　何其艰难。
　　民法界的乱象，透露出割据的气息。
　　民法界的内讧，折射出浮躁的社会。
　　当希望和梦想被解构后，
　　血肉之躯也失去了高尚。
　　四、法理学
　　法学所的法理学，
　　既没有苏力般绥靖和渐进，
　　也没有巩献田般可爱而执著。
　　所以，社科院不是北大。
　　因为，与政治密切的法理学研究，
　　太过可爱和太过可憎，
　　都只能孤独。
　　官至部级的信春鹰、夏勇，
　　曾默默翻译大量宪政著述。
　　那些文字，影响了我们这代学子。
　　至少，
　　我们可以知道，有一种法学不是宣传，
　　不是神话，
　　而是我们的血泪，
　　我们的尊严。
　　从西北远走北京的刘作翔，
　　坚实的背脊负载着隐士之风。
　　只是，这个时代的法学界，
　　更需要勇士。
　　五、郑成思
　　知识产权法的大腕，
　　如果只能有一个的话。
　　应该是郑成思。
　　当然是中国大陆。
　　此公精通英语，
　　勤于著述。
　　只是，面对盗版有理、正版变态的现实，
　　苦笑还是苦痛？
　　尴尬还是大义凛然？
　　当盗版成为一种习惯，
　　当反盗版执法成为一种口号和做秀。
　　不禁想到，
　　在娱乐场所研究贞节的学者，
　　是否也有相同的尴尬？
　　特别是，
　　莺声燕语间，
　　被翻红浪中，
　　以贞节教化为终生诉求的君子，
　　痛，在心中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