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管队员之死看政府城市管理理念的错误

据报道：11日下午4时，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37岁的李志强在执法检查时，被无照商贩崔某刺中颈部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23岁的无照商贩崔某已被追捕归案。

　　37岁的李志强英年枉死，令人痛惜。无照商贩崔某必将为自己的疯狂付出生命的代价，可谓咎由自取。但想到为了一般人看来是屁大点的事，导致两条年轻的生命轻易消失，心情沉重——原来对立双方的生命都是如此的脆弱。每当有冲突发生，媒体总是一边倒的粗暴执法或暴力抗法报道，总是批评城管队伍的素质或谴责歹徒的凶悍。说实话，很少见到有关于城管矛盾原因的深入探讨和政府管理制度、理念的研究。城市管理中粗暴执法和暴力抗法在全国的普遍存在说明，用管队伍的素质或歹徒的凶悍来解释每次事件是相当肤浅的。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管理制度、理念出了问题：1，城管这个“半军事化”的队伍有没有必要存在？2，城市管理的指导思想究竟是强烈对抗还是理性引导？

　　本想展开来探讨一下，但想昨天刚发了“防暴服装怎能打造和谐北京”一文，已经说了个大致，再加上又找出一个旧帖“城管和无证小摊贩的前世今生与未来”，一并附上，基本就表达清了我的意思，那么就偷个懒，就到这里吧。



　　　　　　　　　　　　　　　　　防暴服装怎能打造和谐北京


　　北京市城管部门从8月9日开始按照刚刚出台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装备技术规范》对全市城管执法队伍进行装备，并将在2008年之前配备齐全。对城管执法系统进行规范配备，在全国尚属首次。此次北京城管配备的装备有特种防暴服装：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PDA终端，地下管线探测仪、激光测距仪等新式装备……《北京晨报综合》。

　　北京市向着全国首善之区前进，准备以最佳的城市形象迎接2008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灿烂阳光，非常好。为了加强城市管理，给城管执法队伍进行装备必要的执法工具，如PDA终端，地下管线探测仪、激光测距仪等，对提高值勤效率、快速发现险情（地下煤气泄露等）非常必要。但何以这次配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置疑呢？原来关键在于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等特种防暴服装的配置。

　　城管与执法对象间，由于矛盾的错综复杂，常常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分别表现为粗暴执法和暴力抗法，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关于其中的是非这里且不做任何评论。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城管作为一个“没有限制人身自由权力”的行政执法主体，他不属于国家专政机构。原则上，城管与执法对象间的矛盾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的执法对象一般都是批评、教育的对象。所以城管行政执法是一种非暴力执法，这是他和公、检、法部门可以限制人身自由权力，包含暴力成分的执法的最大不同。

　　好了，现在可以清楚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没有人身自由限制权的、不含暴力成分的执法，怎么能够配置特种防暴服装呢？如果说，因为确实存在所谓的暴力抗法而不得已配置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由于也确实存在粗暴执法，是不是执法对象也要配置同样的装备？难道我们的社会要发展到满大街都是身着防暴服的人们互相虎视眈眈吗？如果真的走到了这一步，岂非是世界级笑话。

　　暴力事件的处理，应该交给警察去处理，这是人家的职责。北京城管的防暴服配置，表面看是为了保障执法人员的安全，实际是对即将采取的强硬（暴力）执法的显示，这既不符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说服、教育原则，更不符合中央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奥运的理念。显然，城管的防暴服配置越多，北京离和谐将更远。



　　　　　　　　　　　　　城管和无证小摊贩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１月３日《京华时报》报道，新年第一天，城管队员在北京安外大街执法时，从一名无照小贩身上查获了一本“防城管作战地图”，图上不仅详细标明了各繁华地段城管队员上下岗的时间，更有详尽的逃跑“路线图”。

　　这条报道，是看了晨曦熙和公震两位网友的帖文知道的。两位网友的观点，我也是赞成的。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经接触过大量的城管人员和无证小摊贩，所以对双方的情况了解得可能比一般网友多一点，现在就给感兴趣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当然，主要是我所在的这个北方省会城市的情况。

　　先说说他们的前世。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开放搞活的浪潮，大量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当中的部分人，便和当时社会上所谓闲杂人等共同为主力，构成了无证小摊贩的大军，既繁荣了市场，也影响了市容。为了对他们进行管理，城管在地方政府的运作下，就应运而生了。其组成人员除了领导外，大部分为复转军人，小部分为招工录用的“待业青年”。需要说明的是，进入城管队伍的不论是复转军人还是“待业青年”，大部分是政府部门科级和个别处级领导的孩子。所以，内部称他们是子弟兵，外部叫他们是少爷兵。当时的名称叫做市容大（中）队。在大上三产、鼓励全民经商的政策指导下，城管对无证小摊贩实行大建沿街摊位，统一收费管理的办法，城管本身经济效益显著，小摊贩绝大部分有“证”，也就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双方虽然也有矛盾，不时出现纠纷，但总体还能够相安无事。这种情况大约持续到了1997年的样子。（毕竟不是专业，我有点记不准，姑且认可吧）

　　再看看他们的今生。1998年后，由于中央严禁执法部门收费管理，更由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需要，政府开始大力整顿市容，沿街棚亭摊位一律拆除清理，又没有兴建多少新的市场，这样就导致成千上万小摊贩无证的现象。

　　今天的无证小摊贩队伍比当初更加庞大，成份也更加复杂。他们中有大量外省市进城的农民，有本地劳改、劳教、少教解除人员，残疾人员，下岗、失业职工以及其他一些特困人员。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些收取“保护费”的地痞流氓的身影。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成果的、低“素质”的、“弱势”的、处在社会底层的群体。

　　随着城市管理的深化，城管的职责越来越多，涉及市容、市政、规划、土地、园林、绿化、环保等等方面，但无疑对无证小摊贩的管理依然是其重中之重。我们撇开子弟和少爷的观念，城管队伍的素养说实话，比当初还是大有提高的。他们每天绝大部分人工作在十个小时以上，责任到人，在街面上“严防死守”。很少有节假日的休息，“当城管就得讲无私奉献”，这是他们领导的口头语。

　　一边是为了生存而奋斗，一边是为了完成目标责任书规定的任务、当然也是为了保住饭碗而尽职，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遇到政府最基层代表的“严防死守”，冲突的结果自然是暴力抗法和粗暴执法这一对孪生兄弟的屡屡发生。这里对两边“素质”的考量已远不如媒体宣传的重要。

　　表面看，是管理手段的问题，实质上，是执政者城市管理理念的问题。城管和无证小摊贩的矛盾，是政府和弱势群体的矛盾。

　　香港市政局辖内有公共街市60个, 共设档位9,294个; 区域市政局辖内有公共街市44个,共设5067个档位，熟食档362个，对这些摊贩进行严格管理。小摊贩牌照手续很简单，每年要交各部门的费用差不多是现行政府发给失业人员最低保证金的5%左右，如果以内地现行的低保金按比例来算，一年也不会超过200元人民币！对无牌小贩的最高处罚首次2500元及监禁1个月, 第二次及以后每次罚5000元及监禁6个月。直接到了剥夺短期人身自由的地步。这样的重罚之所以没有小摊贩的强烈对抗，是因为有个前提：政府已经把各项工作做到家了，你无可指责，所以这样重的处罚也就没人抗议了。（本段文字引自风之末端网友帖文）

　　水可疏而不可堵。香港的做法说明，无证小摊贩的问题也是一样。政府如果能够抛弃“严防死守”的僵化做法，切实从执政为民的思想出发，合理规划设置既方便群众，又使“弱势们”能够经营生存的市场，城市才能够真正的和谐。当然，市场占了寸土寸金的省会宝地，经济上政府似乎有一些损失，但眼光放长远一点就可以看到，和谐带来的，是一个城市品位真正的提高。也只有在一个和谐的城市，城管和无证小摊贩都将得到真正的解放，我希望这是城管和无证小摊贩很快就可以盼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