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上的零售与批发

　　

　　1931年大萧条时代，美国国会附近道奇饭店的地下室，有一个身体笨拙的年轻人，一个晚上就到公用洗澡间冲了4次澡，第二天早上刷了5次牙，而且每次间隔只有五分钟。他满脸堆笑地与人打招呼。这位得克萨斯州的青年有他自己的目的：饭店里还有75个和他一样的国会秘书，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最自然的方式认识他们，认识得越多越好，要向上爬就得结交人。

　　这一招还真灵，不到三个月，这个叫约翰逊的年轻人，就成了众议员全体助手组成的团体“小国会”的议长。依靠这种一对一的交往技巧，当年的这个年轻人最终爬上了总统宝座。著名评论员马修斯把这叫作“零售政治”。

　　与约翰逊相反的是，里根是利用广播、电视赢得民众支持的“批发政治”高手。里根在家的镜头总是穿着格子花呢衬衫和牛仔裤，脚蹬一双靴子，不是在清理刷子就是在修补篱笆，民众反感华盛顿的那些官僚，里根的“批发”巧妙地把自己塑造成“是到华盛顿工作的，但他也属于华盛顿。”

　　零售与批发，多有利弊。与一些有用的人打交道，零售更有优势；争取选民，批发更好。马修斯还发现，知识分子喜欢用批发的方式思考问题，研究公共生活的远大图景，老练的政治家却喜欢零售。


　　乡党打败技术官僚


　　马修斯说出了美国这种民主、自由社会政治游戏的精髓，并非是一种政治哲学，却是官场成败的法则。

　　用马修斯的分析来比照中国的官场生态似乎也有意义。对于中国，零售政治似乎还不太透明，批发则有透明的端倪。由于权力的批发是高度垄断的，官帽也是垄断的，所以就有大量的一对一零售，即使公众认可度低，仍然能够青云直上。而最善于零售的不是智商高、学历高的专家型干部，恰恰是那些乡党式干部，相当于有了个陈永贵现代版。

　　这些年来，中国的最高级干部已相当“精英”，有的文理兼通，既有从政的艺术，也有治国的本领，但省级或省级以下却是乡党的天下。搞斗争，知识型干部远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些人位居高位，文化不高，作风强横，“一脸猪相，心中嘹亮”，最嘹亮的是善于管理干部，网络势力，与下属相处好像很亲和，拍着下属肩膀“好好干”，钻营是他们致胜的法宝。他们隐忍有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渐成气候。

　　这些乡党也抹上时代或者现代的油彩。文凭是党校的文凭，有硕士、博士头衔，穿着英国毛料西装，脚蹬旅游鞋，别人要吃健康食品，他们更喜欢鱼翅鲍鱼，这类人贪钱出事的最多，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最多。

　　仅举重庆为例，重庆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干部的基础是各种各样的技术型知识分子，但几个县与市区合并，不少乡党干部占据权力要津，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干部日益被边缘化，技术型干部擅长批发却被善于零售的乡党打得败下阵来。近期有消息人士说，重庆的高干有好些出了问题，有的贪赃枉法，有的买官卖官，正受到中央的严厉查处。那些出事的就有不少乡党。

　　可能有人问，乡党何以能同化大城市的磁场并成气候？我想有几个原因：干部任用标准，太注重综合锻炼，当然最好的综合锻炼是任县级领导，而县级是乡党出产最多的地方；干部任用把实践经验惟一化，神化实践，忽略知识和素质；乡党的乡土情绪发酵，一个乡党成为大乡党，会把千千万万个小乡党提将上来，以壮大势力。重庆也曾强调过干部“正规化国民教育”，试图以学历剔出乡党，但终就难以奏效。


　　精英被边缘化


　　记得朱镕基说过，既要用有实践经验的干部，更要用有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理论水准的干部。也许他看到了乡党大规模的存在。舆论把现今胡温执政称为精英政治，但至少在中国的基层却不是这样，而是乡党政治。以前我天真地认为，加入WTO以后，中国会适应国际轨道，应让具国际视野的精英执政，但在有些省市，精英恰恰被边缘化，在重庆尚且如此，在那些贫困的西部大省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官场里善于批发、能分析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的人大有人在，但他们而今何在？

　　仅举徐匡迪、薄熙来为例。1996年，笔者在人民大会堂采访过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他认为要用知识经济的理念来构建上海的经济结构，上海要成为人才高地，不只是拥有几个院士，而是年轻人愿意到那里拼搏。我不想掩饰对这样一位有远见卓识政治人物的喜爱，并且觉得中国有这样的人才会有希望，可惜的是他现在不过是一个政协副主席，工程院长。凭我的观察，他是一个善于批发的人，他的零售恐怕不行。

　　现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在记者眼里是一个有浓厚西式风格的政治人物，本人并不赞成大连的一些作法，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作风亲民，有韬略，善于推销。如果我没记错，他好像在党代表选举中曾落选过。他刚离开辽宁，就有人说：“不要把城市建成欧洲，农村却像非洲。”在他风光的背后，其实也可以看出他在官场里的处境。


　　几种类型的干部


　　用零售与批发来解读中国的干部问题，还难以反映个中微妙，依据此一框架作一个延伸，评价一下几种类型的干部：

　　工程师主义：强调四化干部，上了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作过大型企业老总的技术型干部，他们作风严谨，素质很高，但有理工科思维，思考问题有程序色彩，少了点人文，还需要“批发”训练。

　　乡党干部：有极强的政治生命力，能力不强，但相信厚黑学，钻营取巧。应该设置门槛，把这些人边缘化。

　　团干部：有创造的激情，有游说的技巧，有的欠缺对复杂事物的把握，对做事的流程并不太熟悉。

　　知识分子干部：近年博士纷纷从政，他们有敏锐的批判精神，有理想主义情结，常常以哲学思想介入政治，忘记了政治已是现实政治。

　　这几类干部都各有短长，在干部问题上，能否把人力资源概念引入干部任用，讲究激励，讲究政绩考核，讲究配置。能否把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技术官僚搞执行，靠制度竞升，比如绝对不要把团干部派来做水利局长，水利局只能是专业出身的人担任。是否应该更多的启用更市场化公司里的CEO做干部，这些问题都有待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