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无罪

文化无罪

　　文：观风舞

　　记得有一则招聘的故事，某公司招聘一会计师，来了三人应聘，面试时叫他们三分别做帐看看，其一做实帐，其二做假帐，另一个什么也没做，问他，他悄悄回应主考：你需要做什么样的帐，我就做什么样的帐！主考大喜，该人被录用。经营文化的人会不会也是这样，他为进阶就为统治者量身定做文化或哲学，如果这个命题成立，那么无论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人们从那开始就生活在一种为统治者量身定住的文化当中。

　　我们一贯的印象里，会计反映的是实际帐目的收支，文化的传播是为大众服务的，她可以启迪大众的智慧。实际情况可能是，会计反映出的帐目收支真真假假，文化也游离在大众之外，变成统治者愚民的工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论呢？有人提出是话语权出了问题（我也比较喜欢这一提法）。

　　按照基督教的某种说法，人是有原罪的（我不是基督教的信徒，不知这句话是怎么表述的），基于人的原罪意识，所以人们需要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所有罪恶忏悔，而且相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故公平的对西方人而言几乎是潜意识的，说出来也能让人接受，所以自上帝死了之后，他们也能制定诸多规则来保障过程的公平。因此在商业领域我们看见了诸如反垄断，还有什么世贸组织，市场经济等等，当所有的经济实体在一个公平的经济体系下竞争，可以消除他们在原罪方面的忧虑。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文化她的产生如同商业领域里的这些规则的制定，她本身是没有原罪的，但她在启迪大众智慧这一过程中却使大众变成了愚民，这显然是一种罪，而这种罪是诸多利益主体催生的，所以罪的根源就是这些利益主体，由这些利益主体的话语权决定文化的面目，所以真正的原罪是话语权。

　　既然为文化找到了原罪，那要保障每个利益团休的共享公正的话语权，那势必得建立一个类似商业的那种体系让各利益团体遵守，当然这种体系的建立，其过程必定艰难，需要各方的妥协让步才能达成。（要知道，中国为入世谈判了几十年。）

　　看到“原罪”这个词，不禁令我想起中国另一个大哲，就是那位对儒学颇具批判意识的阳明先生，在其创立“知行合一”的学说时，却是出于人的“性本善”来说的，他首先强调人的活动是有善的目的和意识，即他说的"致良知"，并“求理于吾心”。如果给阳明先生以人的“原罪”意识，不知又该如何阐述他的知行合一，不过我想“致良知”也许就够了。

　　这段时间，在反思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全盘否定中华文明的论调，中华文明是建立在人的“性本善”之上的而不是西方文明基于人的“原罪”。这善恶之别就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当以西方原罪的假定来推断出文化无罪时，也就可以为中华文明下定语了，她无罪。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时期，用原罪来确定她无罪，的确有些令人自卑，毕竟她们不是一个文明体系。比如在讲到天赋人权的时候，有人找西方文化来支持，却对自己的东西视而不见，有如孟夫子说的这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仅从字面上看，在讲天赋人权，是为天下苍生而谋的。但是有人强调她是为某个强势的利益团体服务的，不是我们所见的这意思，不错，这句话一经这样利益团体的解释，却又不是那么回事了，话语权决定了文化的面目和服务对象，即便这文化的产生没有原罪，但解释权在于利益团体，我又想起会计做假帐的问题。

　　反思文化的目的是对自己的文明的沉淀，并吸收西方精粹的公平理念，并使之成为启迪大众智慧的全新的文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