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专制之源----司马迁《河渠书》深层解读

在近代和现代西方汉学中，水利专制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已成为一种常识。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此直接有关。众所周知，国民政府基层军官出身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又在“水利专制”的基础上，增加了“非数目字管理”，试图刻画中国政治模式不同于欧美拉丁模式的本质特征。
　　
　　所谓水利专制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由于影响中国的气流和降水的不确定性，中国尤其是中国北部的许多土地，几乎每年都会遭遇到严酷的旱涝灾害。为了解决这些灾害，并防止由灾害导致的纠纷和战乱，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救灾和防灾。这种“统一调动”、“防灾救灾”的理念，由此成为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
　　
　　1992年3月，中国各地的人民代表聚集北京，以1767：177的压倒性票数优势，通过了建设三峡水坝的决议。这表明，直到上个世纪末，“人定胜天”仍然是中国政治思维的主旋律，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但是，笔者注意到，似乎没有人认真追究一个问题：这种关于“水患”的合法性理论的源头，究竟在哪里？笔者最近阅读司马迁《河渠书》，打算从这段不长的文字出发，寻找相关材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抽丝剥茧的解读。若有缺漏，希望博识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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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冢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这是《史记·河渠书》的开始。从这里看，传说中的禹在13年间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1. 游历全国各地
　　2. 给一些地区、山、岛等起名
　　3. 帮助挖深一些河道
　　4. 根据各处土质，确定税收的水平
　　5. 开辟道路
　　6. 成功挖掘两条渠
　　
　　其实，不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就能看出，上边6件事中的3.5.6，不是少数人、短时间可能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无法知道，究竟大禹具体参与的事件有多少。比如“开辟道路”，从一般的意图上分析，既然走遍全国、分析土质是大禹的重要工作，那么他之所以“开辟”道路，可能仅仅出于这方面的需要。实际上，无论翻过一座山，还是走进一块找不着道路的盆地，还是穿过一片树林，都需要依靠眼睛和刀具的帮助，才能继续前行。如果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一个地方，那么一来对该处毫无了解，地图画不出来，二来税收就会减少。如果错过的是一处“鱼米之乡”，则损失无疑就更大了。
　　
　　这样看来，大禹仅仅在1.2.4.5.这四件事上，就需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就算以当今的技术条件和安全状况（既没有土匪，又没有野兽），一个人带一个小团队（团队大了，考察质量会锐减），要想做好这几件事，不要说13年，30年都远远不够。所以我判断，大禹在13年间，应当只是比较粗疏地完成了这四件事。
　　
　　接下来，就涉及到我们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究竟在一般所说的“水利”方面，禹做了什么？他的用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