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具有争议

政治专业化的意义
民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之一政治家的专业化，特别是中高层政治家的专业化。但常常有人不懂这个道理。学者不懂不要紧，老百姓不懂更不要紧；如果政治家不懂这个道理，他就会设计出一种要人人都关心政治的制度来，这就很麻烦了。
积多年的读书、观察和思考之所得，我以为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所谓“民主素质”无关。如果我们把所谓“民族素质”定义为构成民族的人民的心理偏好以及文化教育水平，那么，这种民族素质对社会的民主政治能否成功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去年，电视台播放了很有影响的一部电视剧《走向共和》，其中有的情节（如老百姓对投票的迷茫，政治家的利欲熏心等）让人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感到沮丧，并容易联想到只有先教育老百姓，才能搞民主政治。其实，类似的感觉现在仍然会产生。以肤浅的观察为依据做出所谓“民族素质”制约民主政治发展的结论，是要不得的。
现代政治是社会专业化的副产品，只要少数专业政治家有健全的游戏规则，互相盯着对方，监视对方是否遵守游戏规则，就由不得普通“公民”不去遵守政治活动规则。公民是政治家训练出来的，不管这个公民是农民还是市民。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专业化程度有关，而与所谓人的素质无关。人的素质与民主政治一样，都是社会专业化程度的后果。在专业化社会里，不需要人人都是政治家，不需要人人懂政治，更不需要农民个个懂政治。我们不是害怕一般公民违反政治游戏规则，而是害怕政治精英违反游戏规则，而防止政治家违反游戏规则的办法，就是让政治家之间发生竞争。这是历史的经验。
不承认所谓民族素质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不是说中国离开国际环境的压力也会自发地走向民主政治。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在封闭条件下，中国政治体制依照自己的惯性向前滚动，这如同帕特南议论过的那种受“路径依赖”所约束的“非合作均衡”，一旦产生，如果没有外界条件的影响，是很难变过来的。
现在中国的社会专业化程度无疑好于西欧国家200年前的情况，这个判断不需要我们罗列统计数据来证明。专业化程度越高，政治家可能越少有依附性，从而越独立。这种状态下政治家可能只是纯粹的领受Olson所说“有差别的激励”的人，他们的利益届时来自政治组织本身，而非其他利益集团奉送的所谓“租金”。这一点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能是重要的。如果没有高度的经济活动的专业化，政治家对产业集团过分依赖，会使民主政治堕落为拉丁美洲那样的假民主政治，使社会严重地“黑社会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强调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因为只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才产生比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近些年，不少国内学者受西方学者著述的影响，经常提及中产阶级的发育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但讨论这个问题实在是语焉不详。如果把那些与非农产业相联系的城市居民看作中产阶级，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队伍在规模上与比重上并不比200年前的西欧国家弱，但这个东西可能并不重要；中产阶级的发育状况可能主要对民主政治的实现方式有重要影响。西欧国家的民主政治是从上而下的，选举权范围逐步扩大，走了一种由“贵族民主”到“大众民主”的发展道路。只要有一部分社会精英成为专业化的民主政治活动家，民主政治就可以起步，而不需要有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以后再发展民主政治。
专业化的政治家由何而来？在已经完成过渡的国家，政治家由有序的政治竞争所产生，这个不难理解。问题是处于转型时期的政治家由何而来？
在西欧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家主要来自地方贵族和新生资本家阶级。摩尔对近、现代史上的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变迁作了比较研究，发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家产生的踪迹。他说，“以多元论的观点看，独立的贵族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要素，这在历史上是有充分根据，比较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条件的意义在于对国王的权力形成制约，使得社会的自由度加大，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其他条件的发育。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相伴，过分强大的贵族反倒会严重侵害民主，俄国和德国就是例子。
摩尔还发现，“生机勃勃的城市居民”以及土地贵族转向农业商品经济，也是政治家的土壤。城市居民有强烈的民主政治倾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土地贵族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将在农村聚集大批农民，并有可能产生两种恶果：或者是发生农民起义，或者是产生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后果都将延缓或阻碍民主政治进程。摩尔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发现，土地贵族能否转向商品经济，在欧洲各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这篇短文提供的资料应该给我们一种启示，成功的社会转型不在于营造一种人人关心政治的气氛，而在于出现一批优秀的政治家。适度的竞争是这些政治家产生的条件。人人关心政治，那其实是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