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不做“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美国为何不做“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美国为什么不做“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因为它不愿给别国输血，而只想别人都给它输血。

“下币人民币，上币中华元。有了二重化，用不着美元。”

中国成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给美国的输血量第一。

美国为什么不做“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因为它不愿给别国输血，而只想别国都给它输血。

美元流到哪里，哪里的财富就流到美国。美国可通过“货币发行利润”和“发行税”两种形式从我们身上吸血。外汇储备越多，被吸走的血也就越多。

所谓“货币发行利润”，就是货币的面值减去货币发行成本（包括印制、保管、运输、处理等等费用）的余额。假定一张百元美钞的发行成本为十美元，那他的发行利润就是90%！在凭空发财这一点上，与犯罪集团印发伪钞没有区别，除非将其所得到的利益全部或大部返还给国际社会。但美不是联合国，它每年从各国攫取的几千亿美元额外进项，都自己用了。

所谓“货币发行税”，是指货币渗水（即货币贬值，主要指对内贬值，有时也包括对外贬值）。依美国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之说，美元每年贬值3%—5%属于健康的“正常贬值”。若此，我们手里几千亿美元的血汗钱，每年在无形中就要白白损失掉数百亿美元。

将发行利润和发行税两项合起来，我们的损失又何其大也！不错，这些外汇储备中，有一部分购买了美国政府债券，但它一是利率低（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二是也只有2500亿美元左右（只是最近、最近的数据不太清楚），不到我国外汇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一。

真正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实行货币二重化(money two-levellization)。货币二重化，即双层化，有多种应用模式。具体到我国来说，就是利用“一国多币”的现实条件，在保留人民币、新台币、港元、澳门元不变或基本不变以充作“下币”的前提下，另在其上创制发行一种新的国币——华元或中华元(the Chinese Dollars)作为“上币”。上、下币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协调运行，就可以克服现行货币体制之弊。届时，可令人民币在大陆境内流通使用，而华元或中华元则专用于跨境支付。

实行国币二重化以后，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第一步，可以要求境内法人和自然人出口收汇时只收取华元或中华元，不收取外汇。这样，境外法人和自然人从境内购买其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时，就需用华元来对我支付。为此，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央行）从我华元发行银行申请贷款，以满足其从我方进口的付款需要。第二步，当他们向我企业出口产品时，也不得不收取华元或中华元作为外汇储备以应不时之需。于是，在人民币严格限于境内流通的情况下，华元或中华元即可实现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目前“我们的钱是挣来的，美国的钱是印来的”这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通行，货币政策作为调节经济周期的有效工具，出现了一种“货币非黄金化”(degoldenization of money)的客观趋势，然而美国却抓住这一点，将其歪曲为“黄金非货币化” (demonetization of gold)。

“货币非黄金化”的意思是，为了调节经济周期，货币不能继续与黄金挂钩并保持定值，从而由传统法币转变成了现代法币。这是对的，至少就单层货币来说如此。

美国提出的“黄金非货币化”就不同了，它要求IMF及其各成员国都将黄金当作“普通商品”对待。但是同时，美国本身却从未将黄金当作普通商品鼓励其出口，相反地，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将其视为货币性的“特殊商品”（即自身有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加以储备的。毋宁说，美国提出“黄金非货币化”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和防止其黄金储备进一步流失！

明白这一点，有利于我们看清美国的祸心和背信弃义处。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明确币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那就是：在人民币、新台币、港元、澳门元等“下币”依然保持其现代法币特性的同时，令上币华元或中华元与黄金挂钩并保持定值，回复到传统法币的特性。

这样，所谓“货币二重化”，就是要令与黄金挂钩并保持定值的传统纸币处于上位，作为“上币”，而令不与黄金挂钩因而也不保持定值的现代纸币（人民币、新台币、港元、澳门元等）处于下位，作为“下币”。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美元、日元、欧元等等，由于它们都是不能与黄金挂钩的现代纸币，因而也具有同样的“下币”属性，处于类似下币地位。

华元或中华元作为上币，既然是与黄金挂钩并保持定值的（比如，可以设定1个华元或中华元恒等于0．1克金），那它与所有下币及类似下币的兑换关系，就取决于每一时点或时段各“下币”在当时、当地值多少克黄金。

但是，二重货币体制中的上币与黄金挂钩并保持定值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恢复金本位制。事实上，黄金只是上币的定值标准，而不是其价值基础和价值担保。上币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担保是众下币，而上币不过是这些下币相互兑换的中介而已。由此就决定了，二重货币制不会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所面临的压力，因而不会走向崩溃。假如美国当年也有货币二重化理论，也实行“两种美元制度”（一种与黄金脱钩而成为普通美元，不再保持固定币值，以利于调节国内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变动；一种则继续与黄金挂钩并保持定值，以履行其依《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所负的义务，充当国际币）的话，那么，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直到今天也不会崩溃的。

关于货币二重化的可行性，这里还有一个事实材料可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

1998年，IMF驻北京代表处一位略懂汉语的助理人员(associate deputy)在粗看了我的博士后科研报告《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律制度与改革问题研究》之后，告诉我说：“巴西好像有两种国币。”我回到武汉曾写信追问此事，请他进一步查实告知，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但古巴现在仍实行着“两种国币制”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其中一种是普通比索，另一种是“本国造”的“准硬通货”——可兑换比索。

由于国力、国势、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多方面原因，特别是没有货币二重化的理论和方法，古巴的“两种国币制”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甚至以彻底的失败告终也未可知。但是，其实践意义仍不可小视，因为它以铁的事实向我们表明：一个国家发行两种不同的国币，是完全可行的。小国可行，大国更可行。中国不是古巴。中国若实行“两种国币制”，并在货币二重化及其副产品“金价平价论”(the Theory of Gold Prices Parity)的指导下建立起完善的双层结构以及相应的汇兑机制，就一定能摆脱人民币升值也不行、不升值也不行的两难困境。

最后，我想就前面提到的华元或中华元推广使用问题，再补充几句。

有了货币二重化，我国企业在出口产品时，即可要求对方改以“华元”或“中华元”支付，拒收美元、日元、欧元以及其他任何外币和/或以外币表示的流通票据，因为所有这些外汇都是单层货币制的产物，都有随时贬值的可能，都难避免意外损益即外汇风险，其保值、增值和抗通货膨胀、抗外汇风险的能力均不及我双层货币体系中的上币——华元或中华元。

反过来，当我国企业需要从外国进口产品时，最初阶段可支付外汇，直到现有几千亿美元的储备用完为止（如能通过购买外国、特别是美国企业的股权将我现有外汇储备全部花出去，当为更好）。而由于外国企业购买我国产品时被要求使用华元或中华元，他们就不得不通过自己本国的中央银行按“基准利率”向我上币发行银行——“中华央行”——借用华元或中华元以应急需，或以黄金、外汇等“硬通货”来兑换之，直到其企业向我国出口产品所挣回的华元或中华元储备额足供使用时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以“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不是硬通货”为由坚持要我方支付外汇。因为，虽然人民币不可以自由兑换，但双层国币中的上币（华元或中华元）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并且比现有任何一种外汇的币值更稳定。

这样，久而久之，或迟或早，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区相互之间的区际贸易，就可以逐步实现完全以华元或中华元来结算的目标。非贸易活动的支付和结算，亦同。那时，国际交往中对我不利的“风”就会转向，观望之国的人心就会转变，世界格局就会改观。总之，颠倒的一切会颠倒过来。

然而，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双层货币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完全由人民币、新台币、港元和澳门元等下币所承担，外国人持有我永不贬值的“上币”华元或中华元就可以避免外汇风险，不再遭受任何损失。这就与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而吸血自肥的情况根本不同，因而是“利己而不损人”的正当之举，必将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赏和支持。

美元是“合法的伪钞”。我们手里只增不减、积存不用（原因是持续的收大于支，虽有进出，但却总是进大于出，故有一部分积存下来，长期得不到有效使用）的外汇储备越多，美国通过“发行利润”和“发行税”（双管齐下）从我们身上吸走的血就越多。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无止境地、傻乎乎地给美国输血了。

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实行货币二重化，就是利用我“一国多币”的现实条件，在保留人民币、新台币、港元、澳门元不变或基本不变以充作“下币”的前提下，另在其上创制发行一种新的国币——华元或中华元作为“上币”。

上、下币协调运作，即可一举解决多个（至少是3个）两难困境，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