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族生活实录(精彩尽在工地窝棚)

大染坊

台信厂早晨六点要晨练。保安在工厂中间的一块操场上操练，很大声地喊口号：一、二、三、四。打军体拳。工人按不同的车间，分成不同的列队，在操场里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跑。全厂除了大老板和二老板之外，其它人都要参加，主管也不例外。不参加跑步的，抓到一次罚款十元，抓到三次就开除。厂里关于罚款的厂规特别多。在食堂门口有一块黑板，员工们从车间里出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去打饭，而是去黑板上看罚款通告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厂里有好几个女工仅认识自己的名字，在黑板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就格外紧张，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只好红着脸去问别人，当然就少不了要受到一些并不恶意的嘲笑。记得有一次，告示中是对一个女工的奖励，奖励她五十块钱，为了什么事现在记不清了，可是那女工不识字，看见有她的名字在黑板上，红着脸问别人黑板上写的是什么？有工友就告诉她，说她帮别人打卡，罚款五十。那位女工当时就急得哭了起来，说她根本就没有乱跑，饭也不打了，急着去写字楼找人事部的主管问个究竟。她一走，大家就轰地笑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笑声是多么的刺耳，我们那得意的神态，又是多么的丑陋。后来那位女工问明白了是奖励她五十块钱时，哭得更加厉害了。人事部的主管不耐烦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拿奖金了你还哭什么哭？

台信厂生产的是玩具公仔，据说从前厂里经常有工人偷偷把玩具往外带。老板知道后大发雷霆，雷霆过后，就买回了一些检测器，车间门口的保安员人手一个，下班打卡时，保安拿检测器在工人的身上照那么一下。当然也不是全照，而是由当班的保安随机抽查。据说，只要身上带了厂里的东西，就会被照出来。我在台信厂做了三个月，从来没有听说过谁被照出来了，也听一些工友们说，这东西其实是老板用来吓唬人的，根本照不出来，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没有谁敢去验证真假。检测器给了一些保安们趁机揩女工油水的机会，他们有时专门检查那些漂亮的女工，在她们身上左照右照、上照下照。还有个保安，喜欢检查女工的厂牌，一本正经地说“你叫什么，你的厂牌号是多少”，手去摘厂牌是假，顺手在女工的胸口摸一把是真。有老板宠着，有保安队长罩着，保安们在厂里很猖狂，经常发生保安打人的事，工人们对保安是敢怒而不敢言。

我当时在台信厂当调油师，所谓的调油师，是台信厂的叫法，在其它厂就叫调色工。调油师听起来比调色工要拽，其实工作是一样的。就是用油漆调出彩绘或喷绘玩具要用的各种各样的颜色。调油部的师傅叫赵书成，是湖北随州人，因为这层老乡关系，他对我一直很关照。我的调色水平很差，复杂一点的颜色就调不来，有两次还弄错了颜色，如果不是师傅帮我搪塞过去，我早就被炒了。刚进厂时，我已身无分文，洗澡过干搓，洗衣服也不放洗衣粉。师傅看见了，知道我肯定是没钱了，给了我五十块钱，让我先用着，说是不够了再找他。后来他发了工资，又借给了我五十块。也许在许多人眼里，区区一百块钱是件小事，师傅的恩情，却让我在人情冷漠的异乡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很多年来，师傅的名字像火把一样，照亮着我内心的幽暗地带。

师傅说油漆里含苯，调油室又不通风，做久了会中毒的。师傅的梦想是当一名雕刻师，他劝我也学学雕刻。当时雕刻师的月薪在二千元左右，调色师才六百。厂里的雕刻师知道师傅想学雕刻，不准他进出雕刻室，防贼一样防着他。师傅很聪明，又有些美术基础，自己买了雕刻刀和泥，有空就练习雕公仔头。他的自学有了成绩，能雕很多种工仔的头像了，而且雕得颇为传神。师傅还没来得及把手艺练到家，保安们就突然搜查了师傅的宿舍，在他的床底下搜出了雕刻刀和雕刻用的泥，还有一些公仔头。这成为了他偷窃工厂财物的证据。师傅说他的泥巴和刀子是自己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保安队长问他谁可以作证？师傅找不出证人。师傅说他用的泥巴和厂里的泥巴不一样。保安指着那些公仔头说，那这些东西呢？这也是你买的么？师傅说这些公仔头是调色时用过的废品。废品？保安队长冷笑着说，是不是废品谁知道呢？师傅说不信你可以问李文艳。保安队长说，丢雷老毛个草海，李文艳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师傅当天晚上就被炒掉了。我帮师傅背着行李，去另外的一间厂里找到了他的老乡，借宿了一晚。师傅离厂时，我还没有做满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我对师傅说，对不起，我现在还没有钱还。师傅笑笑，让我别把这点事挂在心上，又问我还有钱用没有。我说我还有钱用，反正在厂里管吃住，也花不了什么钱。再说再过半个月我就可以拿工资了。差不多过了二十来天吧，我收到了师傅的信，师傅在信中说他在东风工业区打工，还是做调油。

终于做满了三个月，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晚上下班后，找到了东风工业区，打算把钱还给师傅，可是没有找到他。我一直欠着师傅的一百块钱。师傅出厂之后，厂里一直没有招到像他那样高水平的调色师。遇到调不出来的颜色时，老板就骂把我们几个调色工骂得狗血淋头，然后就会提到师傅。老板问我们知不知道赵师傅去了哪里，想把他再找回来。我对老板说，别说找不到赵师傅了，就算找到了，他也不会回来了。

故乡的秋天到来的时候，在武汉打工的好兄弟齐得明写信给我，说他在帮中科院的徐工搞公司，希望我回武汉帮徐工管生产，我辞了工，怀揣着打工挣来的八百块钱返回湖北。在广州火车站候车时，几个烂仔拿刀抵着我的腰，用一次打劫为我的第一次南方之行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