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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社会——来自农民工的讲述

发布于:2006-04-09 23:16:09 来自:站务休闲/闲聊茶吧 [复制转发]
开篇叙语

我是农村进城打工青年,今年四月以来,在北京一家私企从事文案工作。此前,一直凭借理发手艺谋生。放弃手艺,多是出于无奈,同时心里伴生不踏实之感:理发手艺从年少开始,伴随我长大成人,支撑了我的整个生活。可以说无论从心理、还是从实际情况,我都不能完全放弃手艺。

“五·一”长假开始,每周一、三、五傍晚,我带着简单的理发工具上街义务为工地农民工理发。一为延长我的手艺生命,再则尽自己力所能及,为农民工提供一些服务。长期温室里生活,第一次上街,娇生惯养带来的紧张、害羞之情难免。可街边的生活其实热火朝天,在我们身边时刻发生,却不被我们注意:修车匠、补鞋配钥匙师傅、卖煎饼大姐、卖艺人、乞讨者……他们背负生活的压力,年如一日地将热情、敬业留在了街上。未上街前,一直担心会受到城市管理部门的管涉;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行政机关的相关工作人员来问询过我。能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利用自己的手艺为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并受到《宪法》(第一章第四十二条:“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的保护和鼓励;身为自己国家的公民,我感到无比地自豪。

笔者的工作是这样的:每周一、三、五傍晚,在某工地墙外的街边,为农民工理发。如果他们愿意,天黑后我们在路灯下做访谈,笔者记录备案。本文是笔者将曾理过发和访谈过的所有农民工的话进行归纳整理的结果。

关于农民工的讲述,当然是农民工的一面之言。关于本文所描述的工地社会,涉及到与工地农民工相关的的建筑业的人和事,限于笔者的能力,不能做实地实证调查。不妨将笔者作的这篇记录仅作一家言,权当抛砖引玉。期待各方指正。

在有农民工以生命相要挟、极端讨薪成为常发性社会热点新闻之后,一个良知社会是不应该保持沉默的。因为我们社会的每一分子都为此付出了道德成本,以生命要挟者显然是不能信任这个我们共同赖以生存的社会机制。这种社会信誉度的丧失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个公民都受到损失,我们再也不能任由其自身的下滑运动了。作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一员,探讨这种极端讨薪事件滋生的土壤,虽采自一面之言,对于社会信誉的建设,亦尽一己之力吧。

注:

1、民间给了转包工程老板一个“包工头”的称谓,据我与农民工接触,他们习惯称“包工头”为老板。本文为了叙述方便,统一以“包工老板”称之,并引申出“包工大老板”、“包工小老板”的名称。

2、本文是在《中国青年报》2005年6月20日(A2版舆情,现已改为青年调查),刊登的笔者所撰《工地社会》基础上扩充改写而成的定稿。

全部回复(6 )

只看楼主 我来说两句
  • ndc70237458
    ndc70237458 沙发
    农民好骑啊!悲哀!
    2006-10-29 11: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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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同0
  • zhengfeiqing
    zhengfeiqing 板凳
    四、农民工的工资及结算方式

    据农民工师傅介绍,他们进工地时,包工老板是不会承诺工资数额的。总是说先干,看干得怎么样,干得好不会亏待。老板可能害怕承诺了工资,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却少不掉。这样不承诺数额,在农民工心中形成一个压力,时刻提醒着:不好好干活,工资开多少随老板愿意。加上农民工进工地都是通过熟人介绍,有熟人作前例,农民工心理感觉还是有谱的,农民工新来一个环境,也没有胆气成天跟在老板后面追问工资。即使农民工与老板签定了劳务合同,合同上工资栏也会空着,不会写实。

    由于没有确定工资额,农民工的头上时刻就象悬着一个“紧箍奏”,不能有半点散失,更遑论自身维权。老板会放出风声,透露一个基本工资标准,然后又加上“若干得好,工资可以高些”,这样来激励工人卖力干。至于干得好坏,全由班长、队长说了算。这种含有道德倾向评估体系潜伏着大量隐晦矛盾,给工地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农民工干活却不知道工资多少的现状是与工资的结算方式相联系的。据农民工介绍,现在工地包工头每月发给他们100-200元“零花钱”,其余的到年底工地收场时结清。所以农民工到底能挣多少钱只有到年底才知道。工地流传的标准是大工工资50-55元一天,小工30-35元一天。另外要扣去每月已发的“零花钱”及伙食费。

    工人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一天一个工,一个工十分,若完不成任务,班长就会扣工分。具体作息时间是(夏季)每天5:30起床,6:00—11:30上班,13:30—19:30上班,晚上11:00左右入寝。若非工地方面原因,工人全年不休息,休息没有工钱。大量农民工到北京来打工,与北方天气晴朗少雨也有关,工人全年在工地能做满工。

    五、农民工的吃住

    农民工是吃身体饭的,建筑业工程外包的体制使得大部分农民工却没有上人身意外伤害之类的保险,造成农民工这样一个高危生产群体,其人身安全保障缺失的现象。(据《北京青年报》2005年5月9日头版报道:北京市劳动保障局日前对15家外地建筑施工企业7.1万名进京务工人员参加工伤、医疗保险进行了摸底调查,调查显示,在京外地建筑施工企业为外地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人数只占总人数的1.6%。另外根据北京市对工伤认定的统计数据,1998年以来,进京务工人员因工负伤和死亡人数有9600多人,占全市工伤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多。)笔者从五·一义务为农民工理发,至截稿时已有一百多人接受过我的服务,据我为农民工理发时做的访问调查,还没有发现一例上了意外伤害保险的农民工。

    以上是从人身保险方面关注农民工的身体,其实身体功能运转更来自一日三餐的饮食营养维系,对于每天要消耗重体力的农民工尤其如此。且看农民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吧(来自我给理过发的所有农民工的讲述):

    我们一天的伙食费,老板从我们每天工资里扣7元钱。早餐馒头、腌菜,中晚餐,蔬菜,主食馒头或米饭,主食管饱。一星期有一顿,菜里会看见有点肉。

    以大城市的物价水平,自己不做饭,花7元钱吃三顿,是吃不过来的。但一个工地几百工人,买菜成本无疑要低于市场价,若能实实在在地吃7元钱的东西到肚子,也是能维持农民工身体所需。据农民工师傅们说,他们一天最多能吃4-5元钱东西到肚子。以这样的饮食营养根本维持不了工地重体力活所需的体力,农民工群体都在透支着身体,每年过年在家一个月,身体才能有所恢复。

    这种现状与工地社会的乡土特性相关,可以说无论从包工老板到班、队长,到食堂人员,都来自农村,他们身上保持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小气、死抠的特性(这里不能理解成对朴素生活方式的批评,相反,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不影响妨碍他人)。另一面,没有建立起相关的现代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制度。农民工自身节约、朴素的生活,使得这种现象有长期存在的土壤。

    马师傅,37岁,湖北孝感人,6月23日晚7:50-8:50,小黄庄小区花池路灯下,他向笔者讲述: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出门打工,外面的生活(伙食)比家里强,现在外面生活没法与家里比。一天7元伙食费,实际只能吃到4元钱东西进肚子。半个月菜里才看见一次肉,想起这种生活,出门都犯愁。可能与自己结婚了,家乡的生活质量提高有关。但说实话,现在工地伙食比我刚出门打工时退步了,可能现在打工人数太多了。

    工地里食堂师傅同样是与包工老板有关系的人。打饭地点在农民工休息区附近某一个固定的角落,农民工排队打菜,主食自便。吃饭地点农民工要么蹲在外面空地上吃,要么回宿舍坐在床上吃。菜的份量及质量取决于打饭师傅与农民工工之间的关系,与打饭师傅相熟的农民工,会受到打饭师傅的一些照顾。

    农民工的住宿根据包工老板的实力,有好坏之分。包工大老板承接的工程大,盖有临时简易宿舍,每间宿舍靠两侧墙的位置摆满了上下铺,中间留下过道,床位住满了农民工。这算条件好的。包工小老板体系下的农民工是居无定所,临时性安排哪儿就是哪儿。

    刘师傅,28岁,小学学历,油漆工,河南周口市人,已婚,有一4岁男孩。6月28日晚8:00-9:00,兴化路交通银行灯箱下,他向笔者这样讲述:

    我们现在干活的工地没有工棚,我们被安排住在正在施工楼房的地下室里,大部分连床都没有,工人找些木板铺上被子睡。由于地下室潮湿,每天被子像进了水似的。农民工人多,集中在地下室,夏天都用自来水冲澡,造成地面积水不干,地下室蚊虫成堆。工地没有淋浴等生活必备设施,夏天工人只能对着水龙头冲澡,工地还有个别两口子同在一处打工,虽然我们知道这给女农民工造成不便,但一天、两天不洗澡我们能坚持,天长日久,在工地干活没有办法不洗澡。每晚,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休息,上半夜难以入睡,感觉刚刚睡着,天又亮了。

    六、农民工的消费及文化生活

    农民工在工地的生活消费,可以说是精打细算。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工,更舍不得花钱。他们的开销里最大的支出是烟、酒,自己抽的烟一般不会超过2元一包,但兜里还会装一包稍微好些的烟,用来人情交往。酒一般是5元5斤装的桶装烧酒;夏天,冰啤酒在工地里销量也很大。好多中老年农民工有喝烧酒的爱好,据他们讲,烧酒能解乏,对关节也有好处,虽然伙食差,“腌菜都能喝酒”。

    具体到个人,家里有孩子上学、或要攒钱建房等家庭情况的农民工,花钱更为节约。为了省钱,笔者看见有农民工用塑料管抽从老家带的烟丝。大部分农民工的每月消费基本在80元上下,这样能从每月发的“零花钱”里节约一些下来,攒到农忙时寄回老家。

    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很多农民工总要瞅机会去看看天安门,经常有师傅向我打听毛主席纪念堂的开放时间。

    夜幕下的街上,经常能看见有乡下人穿着,三三两两一起闲逛的人,也许就是附近某工地的农民工。据农民工介绍,他们最大的业余生活就是晚上上街散步,顺便到报亭前停留看看报纸,尤其关心关于农民工政策的新闻,记得《北京青年报》2005年6月17日报道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新闻,第二天我上街理发时,就有农民工向我谈起。

    在工地里农民工没有电视,书刊报纸可看。我遇见一位河南林州市石板岩乡的李师傅,他花3元钱在收废品小贩那儿买了一台老式收音机,每天晚上,他将收音机高高举起,对着耳朵,闲适地在街边散步。据笔者作的义务为农民工理发工作表显示的信息(见下表),农民工中初中学历占59%,小学学历占18%,不识字的占4%。说明农民工是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群体。这样一个与农村息息相关的群体的文化建设,对于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具有格外的意义吧。

      文化程度
    人数
    百分比

    初中
    68
    59%

    小学
    21
    18%

    高中
    11
    10%

    不识字
    5
    4%

    不详
    10
    9%

    合计
    115
    100%



    注:以上采样数据来自5月3日——6月30日笔者为农民工义务理发登记表。

    2006-04-09 23: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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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什么也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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