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土壤修复引起关注 面临法律法规、资金技术等诸多挑战

水、空气、垃圾之后，土壤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公众关注 “中毒”的土壤不仅会丧失生机，更将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威胁。污染的土壤需要修复，但土壤修复比水、气、固废的治理更为困难。治病的大忌是“病急乱投医”，土壤污染修复也是这样。 “蓝天、碧水、净土、洁食”，从事土壤工作30年的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林玉锁告诉记者，这是他最大的心愿。而更多的企业则早早嗅到了商机并开始布局，试图在这个潜力巨大的产业中分一杯羹。
脚下的土地怎么了？
多数污染场地开发利用前未经调查评估，直接建设居民住宅或商业用房
苏州市古城区边缘，一片600余亩的土地已经被撂荒3年，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寸土寸金的价值，但严重的污染又让其在被修复前不可能被开发。这就是原苏州化工厂(以下简称苏化厂)地块。这家创建于1956年的老国企主要生产农药，2003年开始整体搬迁到张家港市。但原厂址的土地已被严重污染，由于成分复杂，苏州有关部门一直在寻找修复之法。
曾经同样生产农药的江苏溧阳鑫海化学厂厂址的修复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一项目涉及污染土2800多立方米，还有被污染的墙体、机械的处理等，工程将在今年12月底前完工。
不管是空气中的铅还是污水里的镉、砷，逐渐沉淀之后，最后的归宿都是土地。河流会逐渐自我净化，但土壤中的污染不会自行消除，而土壤污染修复更是一项耗资、耗时的艰巨工程。即便是不乏技术和财力的日本，经过40年的努力后，相关土壤修复的任务仍未完成。
中国的土壤怎么了？林玉锁说:“从2006年开始，我们用4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全国土壤污染调查，主要是把本底问题搞清楚。”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统计分析结果，我国污染场地及周边土壤环境问题相当突出。受污染土壤主要集中在重污染行业企业、工业遗留场地、固废堆放及处理处置场地、油田、矿区、污灌区、规模化养殖场、交通干线两侧及周边地区。多数污染场地开发利用前未经调查评估，直接建设居民住宅或商业用房，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
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工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等都给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同样也影响了土壤，水污染、大气沉降、垃圾等问题都加剧了土壤的污染。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污染企业搬迁，原厂址在改变用途的过程中，土壤污染问题更为凸显。
土壤安全问题最终会影响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也会对地下水、地表径流等造成污染。“水、气污染都容易扩散，但污染进入土壤中就会被锁定。一旦污染物逸出，就会产生新的环境风险。”林玉锁介绍说。
如何才能对症下药？
要找准土壤病灶，注重修复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土壤病了，如何治疗？“不能耽误也不能误诊，关键是要对症下药，还不能产生副作用”，林玉锁用治病求医的例子来解释土壤修复问题。但是，“土壤污染治理比水、气、固废的治理更为复杂和困难。”
据专家介绍，空气、水作为扰动的介质，在一定空间取样就可以判断空气和水的质量。而土壤是固态物质，土壤质量的监测就涉及到合理布设采样点以及污染的判断标准问题。
根据已经公布的《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污染场地责任人应当在向有关部门提交土地利用方式变更申请材料前，按照有关规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开展污染场地土壤环境调查与评估。
林玉锁向记者透露，南京环科所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溧阳鑫海化学厂的土壤修复项目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值划分了不同的区域。只有完全掌握了病情，才能对症下药。
找准了病灶，治疗手段是否充足呢？林玉锁说:“我国目前的土壤修复技术大多还处于研究阶段，与工程应用还是两个概念。”据他介绍，此次全国土壤污染情况调查中也包括一个污染土壤修复试点的专题，目的就是了解我国土壤修复技术的研究进展，并进行修复模式的探索。这一专题从2007年开始，选择了8个试点项目，涉及农田、工业搬迁场地等多种类型，南京环科所也承担了其中一个试点项目的修复。
林玉锁告诉记者，试点选取的是一个有毒有害有机物污染的场地，原有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此进行化工原料桶的清洗回收工作，大量带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水随意排放，给当地造成了严重污染。根据调查评估，这片土地的复合毒性很大，不仅气味刺鼻，而且寸草不生。“我们对污染土壤进行清理分类，采用了一系列工程办法使污染物慢慢降解，逐步恢复土壤功能。经过近4年的努力，这里已经面貌一新，草木开始生长，鱼儿也能够生存了，景观植被得到恢复。”
更为重要的是，南京环科所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化工类污染场地修复实验平台，“土壤修复技术好不好用，可以先拿到这个平台上来进行试验”。由于土壤修复的复杂性，特别要保证修复工程的安全，避免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新的风险，这还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环保部门关心的是技术应用后的整体效果，就像一种新药被使用后，要看病人的反应，不能产生副作用。”
在原鑫海化学厂厂区内，记者看到了灰线框标识的不同区块土壤的污染程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位于中心位置的重污染土壤将被送到水泥窑进行焚烧，1000℃的高温可将污染物完全分解；中度污染土壤将通过添加氧化剂进行氧化；最外围的低污染土壤将在添加稳定试剂固定后，进行安全填埋。
巨额修复费用由谁承担？
钱由责任主体出，历史遗留问题政府要负责，绝不能放任不管
在因为环境公害事件和痛痛病被关注的日本富山县，土壤修复工作已经进行了40年，但仍然没有结束。过去40年的土壤修复费用共约42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将近30亿元。而这还不是终点。据介绍，高昂的修复费用由污染者三井公司和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三井公司负担39.39％，剩下的将近六成由国家和富山县负担。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又被称作“超级基金”法案)，规定由联邦政府设立专门的基金，并授权环保总署组织对污染场地进行治理，同时向污染场地的责任人追回治理费用。截至2010年5月14日，美国联邦环保总署网站上列出的治理优先整治清单共有1620个严重污染的场地，其中1084块场地的修复和施工已经完成，有341块场地已经从清单上删除。
那么，国内的土壤修复费用该如何分担呢？根据《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污染场地责任人应当承担污染场地调查评估和治理修复的义务，并负担有关费用。“谁污染谁付费”是方向，但从实践来看，目前还是政府出钱的比较多。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林玉锁表示，曾经为国家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企业现在都面临着关停、搬迁等问题，企业确实没钱，让这些企业承担土壤污染修复的费用是不现实的。
“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来解决工业发展中的遗留问题，而我们的工业化还不够发达。我们开展试点项目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污染控制和污染风险管理，把污染消解掉。国外土壤修复企业更多是来赚钱的，而我们要探索一种新的模式，为政府、百姓解决问题。”
《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组草案)》立法组组长、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钱应该由责任主体来出，最坏的情况(历史遗留问题、不能认定责任主体等)是由政府来承担，不能将污染土地放在那里不管。“如果修复的费用非常昂贵，我主张暂时不修复，把土地作为储备用地。还有我们要制定修复原则，是不是所有土地都要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要根据这块土地的下一个用途来确定修复原则。比如，一块土地受到污染，但我们下一个用途是加油站，那就几乎不用修复。”王树义表示。 距离鑫海化学厂不到10分钟的车程，是溧阳光华化学厂的原址，如今已经完成土壤修复，并成为一个废旧汽车停车场。据介绍，这个项目的修复费用在300万元左右，由政府埋单。
某种程度上，地价的昂贵推动了土壤污染治理。此前媒体曾报道，原北京红狮涂料厂厂址污染较重，但其高达1亿元的治理费用，最终都消化在土地流转交易的费用之中。因此有业内人士建议，在土地利用价值较高的地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土壤污染的治理成本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另一种建议是由政府出面建立一个土壤污染修复基金，企业在正常进行生产经营的时候每年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今后修复污染土壤的费用。
长远来看，企业也必须像重视水、气一样重视土壤问题。在这方面，很多外资企业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苏州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唐剑飞说:“很多外资企业来苏州投资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不但会对土地的本底进行摸底，还在周边设置监控点，根据地下水流向等因素对土壤环境进行监测。”他强调，“更多的企业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如果做得不好、使用不当，就要负责，因为如果出了问题，花再多的钱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复杂工作需要更严格的管理
加强施工管理，杜绝二次污染
虽然一直被撂荒，但苏化厂土壤修复的调查与评估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
唐剑飞告诉记者:“这一地块目前属于苏州土地储备中心所有，苏州市政府出资邀请国内外的科研单位对土壤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评估，已经初步确定了污染区域，正在寻求合适的修复方案。”据了解，国内外多家土壤修复企业都在虎视眈眈地关注这一项目，但不管最后采用何种方案，费用都将是巨大的。
2009年1月5日，苏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曾就《苏化厂土壤污染调查及修复方案》项目召开专家咨询会，与会专家对项目前期的现场监测结果、环境污染因子及可能原因进行了充分会商与讨论，一致认为，苏化厂原厂址土壤存在有机物析出的巨大环境风险；局部区域苯系物污染严重，氯化物和磷化物含量较高。专家建议，必须经充分技术论证及土壤修复后才能适度进行开发，具体修复方案必须在考虑环境风险的同时，兼顾技术可行性及经济可行性，修复方案要经过经济效益评估。
唐剑飞强调，苏化厂的修复不能对附近百姓产生影响，“要对修复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比如，土壤一旦翻动可能还会有味道散发出来，必须要有合适的技术对此进行处置。”
耗时长、耗资大、处置过程更为复杂，这是土壤污染修复与其他环保产业相比的不同之处。而进行土壤污染修复的过程中，更要防止产生新的污染，也就是在用药治病的过程中，要关注疗效但不能产生副作用。而杜绝二次污染的关键就是要做好施工管理，严格监管。比如，在处理污染场地过程中渗出的地下水是否得到了妥善处理，将被污染土壤送去水泥窑进行焚烧处置是否能保证烟气达标排放等。
在溧阳鑫海化学厂污染场地修复项目中，江苏省环科院有3个工程师作为监理工程师。在记者采访前几天，负责这一修复项目的江苏大地益源环境修复有限公司刚完成了几项验收工作。比如划灰线，也就是将场地按照污染程度划分为不同区块，以便在此后的处置中采取不同技术。只有灰线标识准确无误，才能继续下一步施工。
林玉锁认为，土壤污染治理是一个潜力巨大的环保产业，“未来土壤污染修复的问题肯定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医院’会有很多家，而我们需要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加强监管，杜绝风险并调节纠纷。”
相关案例
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的武汉市，城区内曾经有大量化工污染企业。2008年，武汉市要求市区内化工企业在4年内搬出三环。这些企业搬迁后腾出的土地如何安全开发，成为武汉等传统工业城市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2006年3月，在未经环评和勘测的情况下，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拍卖了位于武汉汉阳区的赫山001地块，由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以4亿元拿下。2007年春节前，三名工人在此地施工，接触到深土层后中毒。今年2月底，这一地块被“退还”给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中心赔偿了开发商1.2亿元。
2009年年底，原武汉汽车标准件厂地块拍卖后，一名老工人报告，厂区地下30年前埋了17吨含铬污泥。当地环保部门迅速向开发商发函，要求妥善处理含铬污泥。今年6月，开发商花费近100万元进行了销毁。
今年12月媒体报道，武汉黄埔人家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小区选址土壤受武汉长江化工厂污染严重，小区未经环评先开工建设，在环评发现污染问题后进行了修复，不过依然存在风险。
随着我国城市化扩张加速和城市功能布局调整，原来位于城市内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逐渐搬出中心地带。这些企业原址因为地段优越成为“香饽饽”，但由于管理部门、开发商等各方对土壤污染风险意识淡漠，或对巨大的修复治理成本感到畏惧，使得相当数量未经检测、修复、环境风险后评估的地块被投入住宅、商业等项目的开发，环境健康风险非常大。
在江苏各地的调研中了解到，南京、张家港等不少城市已经明确，要求对企业搬迁地块必须遵循先修复治理后开发的原则，具体费用由土地储备中心等部门和开发商共同承担。地方的先行为从国家层面完善法律法规、明确责任积累了一些经验。
国外实践表明，搬迁场地再开发中涉及的责任问题是影响再开发顺利与否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目前国内现有的搬迁企业遗留场地开发模式非常粗放，没有具体规定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特别是污染者的治理责任没有得到体现。各方对于开发涉及的环境责任和风险意识非常淡薄。这种粗放的开发模式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各方之间的纠纷。
另一个紧迫的问题是，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环境质量标准还较为滞后。现行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1995年制定的，只包含了8种重金属、两种农药等指标，主要针对农用地土壤保护，并不适用于城市居住和商业用地的场地环境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