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06-02-23 10: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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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蕾
中国古典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和诗文组合而成的一种综合艺术，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它体现的是一种宇宙观，一种文化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在山川之美与士大夫人格价值间建立了某种直接联系。秦汉宫苑的体现天地，唐代的壶中格局，清明的“芥子纳须弥”等等，园林作为文化之表征，镌刻着十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印记。
从我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历史上看，最初中国古典园林的产生是作为权力象征的皇帝的政府行为，而文人的介入是在稍后的时期。受文人文化影响至深的“文人园林”则是中国古典园林所具有的一种独特形式，周维权老先生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中提到：“文人园林乃史士流园林之更侧重于以赏心悦目而寄托理想、陶冶性情、表现隐逸者。推而广之，则不仅是文人经营的或者文人所有的园林，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如果把它视为一种造园艺术风格，则“文人化”的意义就更为重要，乃是广义的文人园林。”
1．中国古典文人园林的历史文脉
文人园林的渊源可上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果说汉以前的文人是对园林的描述的话，那么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则是在发展隐逸文化的同时，也亲自进行了园林的创作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对之后“文人园林”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魏晋南北朝的南齐的著名的画家谢赫在《古画名录》中提出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对我国园林艺术创作的布局、构图、手法具有很大的影响。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写道：“……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隔岸数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获……豁然开朗。”这些意境描写成为造园追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直接依据。他的《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了园林里借景的依据。另外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是当时最著名的私园，晋代著名文学家潘岳有诗专咏金谷园：“回溪萦曲阴，峻阪路逶迤，绿池泛淡淡，柳沼依依。槛泉龙磷涧，激波画珠楫。前庭树沙棠，后院植鸟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这一时代的文人不仅是以文学和绘画的形式在理论上对园林的创作进行指导,而且亲自创作园林。他们创造和启发形成的自然山水园是作为这一时代的园林发展标志。扬弃了前代的宫苑形式，而继承了古代园囿中山水的处理手法，以山水为骨干，表明中国文人正式参与园林的实践，也是文人园林形成的开端。
文人园林真正兴起是在唐代。唐代，山水文学兴旺发达。文人经常写作山水诗文，对山水风景的鉴赏必然都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水平。许多著名文人担任地方官职，出于对当地山水风景向往之情，并利用他们的职权对风景的开发多有建树。例如，中唐杰出的文学家柳宗元在贬官永州期间，十分赞赏永州风景之佳美，并且亲自指导、参与了好几处风景区和景点的开发建设，为此而榭下了著名的散文《永州八记》。柳宗元经常栽植竹树、美化环境，把他的住所附近的小溪、泉眼、水沟分别命名为“愚溪”、“愚泉”、“愚沟”。他还负土垒石，把愚沟的中段开拓为水池，命名“愚池”，在池中堆筑“愚岛”，池南建“愚堂”，池东建“愚亭”。这些命名均寓意于他的“以愚触罪”而遭贬谪，“永州八愚”遂成当地名景。诸如此类的文人地方官积极开发当地风景的事例，见于文献记载的不少。
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僚，不仅参与风景的开发、环境的绿化和美化，而且还参与营造自己的私园。凭藉他们对自然风景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的经营，同时也把他们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浮沉的感怀融注于造园艺术之中。中唐的白居易、柳宗元、韩愈、裴度、等人，都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英，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人官僚。在这种社会风尚影响之下，文人官僚的士流园林所具有的清沁雅致格调，得以更进一步地提高、升华，更附着上一层文人的色彩，这便出现了“文人园林”。像大家熟知的辋川别业、嵩山别业、庐山草堂、庐山草堂、浣花溪草堂便是其滥觞之典型。它们不仅在造园技巧、手法上表现了园林与诗、画的沟通，而且在造园思想上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作为园林艺术的灵魂。
文人参与营造园林，意味着文人的造园思想——“道”与工匠的造园技艺——“器”开始有了初步的结合。文人的立意通过工匠的具体操作而得以实现，“意”与“匠”的联系更为紧密。所以说，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一帮文人承担了造园家的部分职能，“文人造园家”的雏形在唐代即已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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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我来说两句抢地板清代以后的文人参与造园地行动逐渐减少，而转为观望和赞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入，文、理、工分科，纯文人更少参加造园活动，甚至连园林评论也少参与了。最后由于现代公园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文人行动对园林的关注和影响日少，文人园林也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2．中国古典文人园林的成就及对现代园林设计的启发
中国古典文人园林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经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洗涤，它们中的许多优秀之作仍然焕发着耀目的光彩；世人在游历这些古典园林时，除了发出由衷的赞叹声之外，也不由地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到它们在经历沧桑之后，仍然具有迷人地魅力呢？
中国古典文人园林形成时期最突出的成就是造园和文学、绘画的结合，其发展反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进步和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它与整个封建士人文化和艺术体系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的联系。因为在古代，园林环境是士大夫文化艺术活动最主要的场所，它既体现文人士大夫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也激发文人墨客对自然人生的感悟和汩汩文思。芳草有情，斜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小桥流水，月明亭榭，把酒临风；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园林一泉一石，一亭一阁，全部都积淀着一种文化意识。自然人化了，人对象化了，自然与人的功业，与人的创造融为一体，“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在这里，有限与无限冥合，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无论是林泉为友、烟霞为侣的文人隐逸，还是修道习禅、雅集聚会的士林风尚，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都蕴涵着对自然天地的终极关怀和形而上思考。所谓“诗思竹间得，道心松下生”，亦即缘此。
园林作为文人生活场景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也正是我们要寻找的文化语境。当然这个语境还包括园林本身的意境构成及其与文学创作的互参互动。
无论是山水景、植物景、建筑景，都是古典文人园林中对自然景物一种具有文心匠意地演绎，是在人居环境中体现人与自然密切关系的设计思想。这种在日常地生活环境中经常与自然接触的人居方式，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今天的西方建筑界，对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和协调，尚未有统一的定论，实际上，由于文化的多元性，人么对这一点，不仅不可能有统一的认识，而且也不应有统一地判断标准，各人种、各民族在生理、心理、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上有差异，导致各类人群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要求不一致。中国古典园林生长于东方文化沃土之中，深受绘画、诗歌、文学的影响，是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人与自然平衡协调的人居方式。
中国古典文人园林造园成就的意义，远远不止造园学本身。在现在和未来，它必将成为人类环境创作的极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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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园林在宋代的兴盛促成了中国园林艺术继两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升华。宋代文化发展之登峰造极、文人广泛参与造园活动，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特殊因素，固然为此次升华创造了条件，而当时佛教禅宗的兴盛、隐逸思想的转变，以及艺坛出现的某些情况，也是促成文人园林风格异军突起的契机。
宋代禅宗的兴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至广，在当时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但认真与禅僧来往、参悟禅理的，主要还是文人士大夫这个知识阶层。因此，禅的思想和哲理也是由于文人士大夫的传媒而影响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也通过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而渗透于文人园林的创作之中。宋代的忧患意识，文人士大夫出入进退、祸福无常的两难，逐渐在这个阶层中间造成了入世于出世的不平衡的心态，赋予他们以一种敏感、细致、内向的性格特征。而禅宗的注重内心省悟即所谓“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教义与文人士大夫的敏感，细致、内向的性格特征最能吻合，因而也为他们所乐于接受。于是，在文人士大夫之间“禅悦”之风遂盛极一时，而且往往与园居之风联系在一起，禅悦之趣与园居之乐越来越多地共同熔铸于文人士大夫地日常生活中间，园林也就成为除寺院以外地参悟禅宗哲理地场所了。文人园林风格地四个特点的形成，都与禅宗的潜移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唐以来的“中隐”思想导致汉以来的传统隐逸思想的转变。对于士人们而言，“隐”已不再成为身体力行的实践行动而毋宁说是一种获得心理平衡的精神享乐，园林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这种精神享乐地载体了。传统隐逸思想地转变，再结合于两宋士人心目中日益缩小地宇宙世界、文化的转向内在开掘和精微细腻，从而又出现了把园林与“壶中天地”、“须弥芥子”的美学概念联系起来的所谓“壶天之隐”。壶中天地源出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到宋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封闭的、精美的、微缩的园林天地的象征。所以说，宋代士人的所谓隐逸，已更多地成为园林地一种情调，一种审美趣味地追求；而文人园林地简远、疏朗、雅致、天然，则正是这种情调和追求地最恰当地表徵。
明代和清初，文人园林作为两宋的传承而继续发展，在江南、北京这样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甚至达到了极盛之局面。文人园林风格一时成为社会上品评园林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扬州的影园、休园，苏州的拙政园，无锡的寄畅园，北京的梁园、勺园，大抵都是当时文人园林的代表作。从有关于它们的文献记载，不难看到其对两宋文人园林四个特点的承传。它们之所以成为饮誉一时的名园，亦足见文人园林风格受到社会上称许推崇的情况。
一方面是士流园林的全面文人化而促成文人园林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富商巨贾由于儒商合一、附庸风雅而效法士流园林、或者本人文化不高而延聘文人为他们筹划经营，势必会在市民园林的基调上著以或多或少的文人化的色彩。市井气与书卷气相融合得结果，冲淡了市民园林得流俗性质，从而出现文人园林风格的变体。由于此类园林的大量营造，这种变体风格又必然会成为一股社会力量而影响及于当时的民间造园艺术。这在江南地区尤为明显，明末清初的扬州园林便是文人园林风格与它的变体并行发展的典型局面。
文人园林的大发展，无疑是促成江南园林艺术达到高峰境地的重要因素，它还影响及于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并且普及到全国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成为一种造园模式。与两宋时期比较起来，文人园林接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浸润已处于停滞状态，更多地转向于造园技巧地琢磨，园林地思想性逐渐为技巧性所取代。造园技巧获得长足地发展，造园思想却日益萎缩。
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优秀地造园工匠，并且获得了文人士大夫的尊敬。文人与造园工匠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为密切。文人于工匠的密切关系建基于后者的学养和素质的提高，从而取得两者在造园艺术上的共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人园林的大发展也需要有高层次文化的人投身于具体的造园运作。由于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文化人不再把造园技术视作壮复不为的雕虫小技。于是，一些文人、画士直接掌握造园叠山的技术而成为名家，个别的则由业余爱好而成为专业的造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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