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徐慧君：“改革”会演化为“武革”吗？（长论）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吃,身体健康,没有思想(包括知识、文化、主意等），不能自食其力，也相等于废人。

“改革”会演化为“武革”吗？
徐慧君
九、“告别革命”只能靠政治改革
　　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赤贫而平均的国度，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负帕累托状态”（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状态），走出这个状态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在不损害其他人的前提下，使某些人的利益增加）。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和政策不失为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下引入市场经济要素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有效策略，然而，由于中国“跛脚鸭式”改革逻辑的限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显然，这种改革模式过于强调效率而忽视了社会公平问题。
　　前几届政府，腐败、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地区不平衡等社会矛盾也很多，但被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对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没有爆发，现在过去的各种隐性矛盾开始逐渐显性化了。
　　客观地讲，现届政府已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正在积极努力以矫正这些错误，它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缓和贫富尖锐对立的矛盾。
　　建立“和谐社会”无疑是一个良好愿望，关键是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达此目的。按官方的说法，建立“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改革必须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从中可以看出其仍然未脱已有的改革模式的窠臼，因为既然“改革必须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么改革“主顾”什么群体利益呢？当工人、农民这些人数上占社会绝对多数的群体都已经沦为“弱势”，需要“兼顾”时，改革又变成了什么性质的社会变革呢？
　　政府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建立秩序，然而仅仅建立秩序还远远不够，秩序必须体现公正，否则人民只会效忠而不会服从。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如果没有正义，王国和大的抢劫集团有什么分别？[ ７８] ”
　　一切政治制度的正当目的应该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７９].
　　林牧先生在《读史随笔》中指出，二十世纪至今，中国经济有过四次高增长，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被迫实行“新政”后的十年，第二次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及其部属北洋军阀掌握全国政权的时期，第三次是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最初十年。以上这三次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都没有改革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的高速发展都不曾带动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转型，也不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而且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个政权最终都覆亡了[ ８０].
　　中国已经处于极其微妙的处境，如果发生动乱，中国社会二千多年来的暴力革命与专制回归的历史宿命将再一次重演，对既得利益阶层的清算将如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一样，充满血腥和残酷。动乱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公有制狂潮——“均贫富”的政治诉求是历代农民革命的社会动员话语，也是最吸引追随者的魔咒——社会从极右转向极左，动荡之后的国家则会重新掉进管仲陷阱[ ８１] ，而将目前有限的自由献上祭坛。
　　谁也无法预见革命到来的具体时间，而当革命到来时，谁也阻止不了。防患于未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采取措施避免革命的发生。
　　怎样才能避免革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进行彻底的改革以终止孕育革命的不公正。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启示人们，在革命的感情被牢固树立以前应进行改革，在问题变得危险以前阻止它的发展[ ８２].
　　然而此事知易行难，因为这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抉择。政治改革是权利与权力的较量，而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动员起来的有组织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动乱。但他们同时又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名为“公仆”实为主人的权势人物和党政权力部门既在履行着政权的职能，同时也在经营和维护其个人与团体的独特利益。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现行制度使他们成为掌控最多公共权力、支配最多社会资源、占有最多社会财富、享受最多社会保障的既得利益群体。由于他们的独特地位，使他们有能力挫败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政治改革。这是中国政治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 ８３].
　　没有人愿意与别人分享财富，也没有人或集团愿意自动放弃已有的财富和权力。然而，对执政集团来说，这又是一个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抉择。与其坐等革命到来，不如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告别革命。如果不在情况变得不可收拾前明智地放弃部分利益，最终会失掉全部。
　　政治是重复的博弈行为，而要使博弈可重复，就必然要追求双赢而不是双输。未雨绸缪、顺势而为是伟大的政治家与碌碌无为的政客的根本区别。回望历史，如果满清统治集团不是颟顸无知，如果他们足够明智清醒，君主立宪制的清王朝也许会延续至今。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民主化成功过程总的说来无非是两大类：第一类，像拉美、南非、东南亚，民主化以前就是传统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化以后还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转轨问题，在民主化过程中为避免失序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政治和解，像２０００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一握手，南非的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第二类，一些需要由“公”而“私”转轨的国家像前中东欧列国，在公共资产基本保持完好的情况下完成了民主化，此后的产权改革因而可以在公共参与、公共授权、公共监督的条件下进行，其产权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成为社会稳定的条件[ ８４].
　　中国目前走的是不同于上面二者的第三条道路——斯托雷平道路——历史上还没有沿这条道路走向民主化的成功先例[ ８５].
　　中国的转轨之路同时面临两个艰巨任务：建立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石的市场经济和以权力公有制为基石的宪政民主。因此，中国的和平转轨之路注定要更加艰难曲折。
　　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客观地说，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该怎么做？
　　当一个政府长期漠视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及健康需要，社会中的阶层对立日益严重，整个社会机器不断地摧毁原有的道德伦理基础，制造仇恨、妒忌、暴力时，社会秩序能够长久的得到维持吗？
　　要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促进普遍公正！没有公正的支撑，不仅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最终也很难保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未来中国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现在如何去选择。
　　中国的根本困难在于，在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传统和公民自由传统的超大规模社会，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和自组织的社会力量存在的空间，政权无法以非暴力的方式转移。一旦社会的张力大于政府的强制力，导致政府崩盘，免不了天下大乱。中国王朝更替的传统就是农民革命，其实质就是边缘人群与统治阶层发生的置换反应。中国的社会生态不大可能产生像华盛顿那样功成身退，主动放弃权力，为后世垂范的伟人，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之流从来是车载斗量的。
　　现实来看，几十年的政治高压与教化，从未经历过民主熏陶、习惯简单思维的民众发动“颜色革命”的可能性极小（如果发生“颜色革命”，我们该额手相庆了，因为相对于暴力革命来说，它的成本极小），一旦发生暴力革命，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一场巨大的浩劫之中，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双输的悲惨局面。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政治大变革的时候了。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性的变革都不足以消除积累已久的深刻社会矛盾。只有实行全面的政治改革，才能避免民族浩劫的发生，政治民主化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坎。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游，在水中打转是可怕的。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８６].如果中国在如今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能不失时机地启动民主进程，许多矛盾还可以由于“蛋糕不断做大”而缓解。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执政者如果能够清楚地估量形势，政治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政治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 ８７].
　　今日之中国，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政治体制无需改革。问题的核心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叶公好龙！真正的政治体制变革，在于是不是真正认同平等、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观，是否认同宪政民主的制度方向；真正的政改必然是全面的政改，彻底改革党的政治功能、党政军之间的关系；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针对真正的大权力，必须将真正的大权和实权交给人民去选择、监督，而不是在没有实权、只有小权的地方兜圈子。只有从大处着眼，才能从小处着手[ ８８].
　　《古文观止》收集的汉武帝“求贤诏”，开头有两句话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现在是考验中国人特别是执政者的政治魄力和道德勇气、人类良知以及历史责任感的关键时刻。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定是怀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深谋远虑的智慧、坚忍不拔的意志、执着于理想、淡泊世俗的物质享受、抱定“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林则徐语）的牺牲与献身精神，并能将事业的原则性和手段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巨人。胎动中的中国呼唤这样的巨人，时代为其备好了舞台，唯有大智大勇者才能抓住这青史留名的历史机遇。
　　注释：略
　　定稿：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