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06-01-18 21:13:18
来自：施工技术/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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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易宪容：2006年是不是百姓住房消费年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易宪容/文
目前房地产市场最为流行的话语就是：2006年的房价仍然会涨，2006年是住房消费年。什么“无论是打压什么,也不能打压个人住房小额信贷”，什么“2006年还是可能出现新的需求不足,如果这样的话,再去压房地产,那肯定就麻烦了。”诸如此类的言论还有许多，但基本的涵义无非就是要民众赶快进入房地产市场，无非是把民众赶入高房价的市场。
首先，什么住房消费年？民众购买住房是消费吗？在国家统计局对住房的属性界定中，住房属于固定资本形成。即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房地产，在支出法GDP核算中归入固定资本形成。也就是说，不仅经营单位购置的厂房是固定资本，居民个人购买的住宅，尽管是由个人居住和享用，但其本身并没有划为消费品。即所有个人购买住房都是投资。如果房地产是投资，在目前国内投资过高过热的情况下，扩展房地产投资自然是把目前高位运行的投资拉得更开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个人的住房消费是指：当住房用于居民居住时，租住的租金计入承租人的消费支出；自住的，比照相应市场(租金)价格，以虚拟房租形式计入房屋所有人的最终消费。既然房地产包括住宅是固定资本形成，那么现在一些人拼命地主张扩大房地产市场的消费，除了激励民众多租一些房子之外，也无法达到扩大住房消费目的。
也正是因为国家统计局把房地产归纳在固定资本形成或投资中，因此无论房价如何上涨，都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无关。房价可以快速上涨，但CPI则不仅不会上涨，反倒下落，因为上涨价格都转移到房价上去了。由于CPI不上涨，基准利率自然是不变化，尽管世界的利率都在变化，但中国就是不变。利率不变，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想变化就不容易了。因为，目前国内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流动性自然泛滥，大多的钱进入了房地产市场。
可以说，目前国内房地产调整的困难性，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对房地产属性的定位，或是投资，或是消费。当国家统计局计算时，房地产是投资，因为，房地产价格如此上涨都不会反映在CPI上去；当国家要拉动需求时，房地产又是消费了，既然是消费，拉动内需的房地产自然是首功一箭了。
目前市场上流行2006年是住房消费年，通过以住房来带动国内消费。这种说法自然没有什么错，但是，在高房价时，民众有能力来购买高价格的房子吗？退一万步说，银行的信贷仍然可以如早几年那样，无论谁只要购买房子，都能够购到款，甚至于上海有一个人贷款7800万，购房128套，除非是房地产炒作，岂可重现？而且如果民众是自住购房，银行也愿意贷款给民众，但民众这些贷款要不要还？如果贷款之后不要还，那民众肯定会蜂拥而入；如果民众贷款要还，那么在高房价时把民众推入市场，这些人居心何在？不是把民众推入高负债的火坑吗？
其实，我们许多民众是需要住房的，而且大多数民众都需要住房，只不过是房价太高让广大的民众远离房地产市场。甚至有人竟大嚷他建的房子是给富人造的。如果这样，住房消费年不也只是富人的住房消费年吗？因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并非是提倡什么住房消费年的问题，也不是有多少人需要住房的问题，而是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一直是在抬高房价，让广大民众远离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如果国内房地产市场不向下调整，如果国内房地产市场不是面对广大消费者，而是以什么住房消费的方式把民众推向高价格的房地产市场，那么这个市场要发展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特别是任何有良心的人或媒体一定要误导民众，把他们推入高价的房地产市场！
全部回复（7 ）
只看楼主 我来说两句-
136186405760253
沙发
很有道理,我帮你往上顶,分析较好,不过都不是咱们能解决的事,没办法!!!
2007-01-09 16: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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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yan20332033
板凳
2007-01-01 10: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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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维迎会义无反顾为企业家“代言”。2006年10月，在接受《权衡》杂志采访时，张维迎指出，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从社会人力资源配置变化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成就取决于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老百姓的生活就过得比较好，并且收入差距也相对小。”——这是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的观点，也是他强调要在中国保护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环境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对“收买张维迎”一说感到不解，“现在你可以说有人收买我，但20多年前谁收买我？”
对公众颇为敏感的企业家“原罪”和官商勾结问题，张维迎依然强调体制的弊端，“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往往是混在一起的”，由于许多在市场经济中本来属于公民应有的商业活动的权利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进行投资都需要政府批准，使得很多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特殊手段去“赎买”这些权利，由此产生了权钱交易。所以他认为，中国社会要想减少腐败，必须削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如果把腐败简单归结为人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
对体制原因的重视，使张维迎把很多问题的根源归结到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过度控制。2006年9月，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让商业活动更自由》一文，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能给商业活动更多的自由，哪怕是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将会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我们的政府会更廉洁，我们的社会将更和谐！
在分析国有企业垄断问题时，他再次谈到，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使财政收入最大化，也不是使国有资产最大化，而应该是使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政府很容易利用它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性的权力，来谋取它作为所有者的利益。”
类似这样的观点，使一些人为张维迎担心。他们忠告他：“你是有行政职务的人，说话要慎重一些，否则可能对工作造成影响。”知道这些利害关系的人，对张维迎心怀敬意；不知道这些利害关系的人，很多称他为“利益集团代言人”。所以茅于轼先生在一篇评价张维迎的文章中感慨地说，“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的可悲。”
2006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这似乎意味着，新一轮的改革大争论终于划上了句号，中国的经济改革又重新走上了原来的轨道。但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张维迎对改革前景的判断是：“不会出现大的倒退，但走下去也不容易，障碍在于有的政府部门始终想维护自己的权力。”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张维迎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走走停停的过程。因为体制转轨是所有利益主体(包括政治家)追求自我利益的博弈过程，改革的推进不仅要求政治高层取得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环相套的政府各部门的合作。而政府各部门官员的利益与真正改革的取向往往不一致，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取向“落实”改革，使改革的过程充满各种变形或名不副实的政策措施，从而导致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伴随着挫折与停滞反复交织的局面。
2006年的改革进程印证了这种逻辑。一方面，张维迎对某些改革措施——例如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表示肯定。他认为这些举措在短期内不一定能看到很显著的效果，“但从长期看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另一方面，他对经济中的高度管制和投资审批的回潮感到担忧。在他看来，“一些本来已经废除的审批又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重新引入。‘产能过剩’成为阻止民营企业进入一些重要行业的借口”。与此同时，他所担心的“政府部门利用民意扩权牟利”的情况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而他一直主张的“国退民进”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2006年末降至了最低点——国资委表示，将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的中央企业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以实现国有经济对这些行业的“绝对控制力”……
这些现实使张维迎感到无力与无奈。“像我这样的人，尽管在学术上有一些影响，但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是没有发言权的。”他说，“好在政府现在出台政策比以前透明，它的决策多少会受到外界、包括媒体和舆论的影响。”——这大概就是2006年张维迎参与了很多公共话题讨论的原因。
“我关心的不是我的某一项政策建议能否被政府采纳，而是我的观点能影响多少人。”张维迎说，“即使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我直接建议的，但只要那些制订政策、建议政策或评论政策的人受到我的影响，我的愿望就实现了。”
(张维迎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见本报2006年3月13日第41版，本文作者系《新青年·权衡》高级编辑）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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