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华痛斥歪风：有些驻京办首选跑"部""钱"进

驻京办：地方“第二行政中心”？
公款接待“大本营”

四川省某市一位“驻京办”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言：“我的工作就是将礼物不露痕迹地送到领导的手中。说到公关，就是对部委司局负责人的喜好了如指掌，再据此陪他们打牌、旅游、喝酒、听戏，或买字画、古玩。礼物不在贵，贵了给人家添麻烦，也不能太便宜，关键是要投其所好。”

他的工作箴言是：“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资为取舍，事事以项目服务为目标。”

而与上述工作相比，“驻京办”主任们感到最耗时、最无奈、最麻烦的任务还是对当地来京官员或官员家属的迎来送往。

“接机、送机，安排好吃、喝、住、行及购物是最基本的。还要时时听取意见。既然来了，就要事事想到，做好，让他们高兴来，高兴去。”

江苏某市一位驻京办工作人员透露，一般当地领导来京之前，“驻京办”已经把领导喜欢住的房间、喜欢吃的饭菜，出行车辆、随从人员以及来京日程事无巨细地安排好了，还要认认真真地检查一遍，不敢有半点疏忽。

湖南省某地区“驻京办”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记者：“某些领导或他们的家属到了办事处，如同昔日皇帝到了‘行宫’一样，办事处要提供全天候服务。我做了３年的主任，不知去过多少次长城、故宫了。不陪不行啊，谁也得罪不起。”

而官员及其家属来京后的所有开销，基本上也由办事处公款支付。若遇到讲原则的领导交上一点住宿费或饭钱，“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这位负责人还透露说：“一些领导有时会表示不住在‘驻京办’，‘不给办事处同志添麻烦’。但这并不表示‘驻京办’就没事了。相反，识相一点得把领导安排住到五星级酒店。一晚就好几千元哪，相当我们那里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

监管缺位下的黑洞

事实上，近年来在全国引起震荡的一些腐败大要案中，“驻京办”负责人的名字已经时时出现其中——

在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中，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原主任王福友（正厅级）因贪污、挪用公款、受贿三罪被判无期徒刑；成克杰案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副主任李一洪犯贿赂罪被查办；沈阳“慕马案”中，沈阳驻京办事处主任崔力（正厅级）大肆索贿钱财，贪污公款被惩处；大庆市国税局局长那凤岐贪污受贿案中，原大庆驻京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李洪波与那凤歧勾结共同贪污被查处；广州市原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兼北京广州大厦筹建办公室副主任詹敏（副厅级）受贿２０万元被查处；江苏省驻京办原主任吴廷祥（正厅级）因受贿、挪用公款、玩忽职守三罪被判刑１９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述神通广大的“驻京办”负责人之所以陷入犯罪深渊，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管理与监督失控。根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职能》第十二条规定，管理局“负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的管理和协调工作。”然而各“驻京办”的人事、行政管理、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均主要还是由其派出部门负责管理。同时，管理局也“协助派出单位管理各办事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检查，处理违法违纪问题。”

用人权在地方手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过是一个宏观指导机构，对“驻京办”的日常工作无权干涉。而“驻京办”在日常工作中的“非常规”运作方式常享有多种“豁免权”，当地政府大多睁只眼闭只眼。

其次，职能异化形成腐败链条。某些“驻京办”名义上为本地发展谋求中央优惠政策和商业发展机遇，实际上其职能已经异化，为地方党政官员服务成为其最主要的工作职责。

而个别腐败的地方党政官员则利用“驻京办”为自己谋求升官晋级和发财的机会，或寻找政治靠山，一有风吹草动，立即相互串通，花钱买路。

“驻京办”应回归其公共服务功能

采访中，一些专家学者对各级地方政府是否均有必要设立“驻京办”提出质疑。他们认为“驻京办”虽在促进派出地与京城的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付出的社会成本非常高。在交通便利、电子通讯高度发达、网络交易方兴未艾的今天，“驻京办”的职能是加强、还是弱化值得商榷。

“‘驻京办’应适当回归其公共服务功能，尽量减少负面影响。”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寿龙认为，“驻京办”如果陷入了“应酬”和“接待”事务中不能脱身，极可能演变为当地政府在首都设立的非理性的第二“行政中心”。

他建议各级政府“驻京办”在目前应适当拓宽民本内涵，回归其本来面目，在信访、社会协调、解决外来进京人员的困难方面发挥空间更大、含义更广的作用。

“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借助公共平台提供具体服务指南，如公民进京可得到的协助范围、条件，以及紧急援助电话和地址等。‘驻京办’绝不能仅仅成为给领导个人服务的‘驻京办’，搞名正言顺的‘特殊化’。当然，如果首都以后在这些公共服务功能上发展很完善的话，‘驻京办’在这方面的功能也可以尽量弱化。”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成言则认为，在“驻京办”的管理上，应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长效监督管理机制。“解决“驻京办”监管失控的问题，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中央对大大小小的“驻京办”来一次清理，该保留的予以保留，该撤销的一定撤销。保留的要登记造册，规范管理，财务透明，接受审计。另一方面，需要增加相关部委项目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对过于集中的项目审批权给予相应制约。终止‘驻京办’‘跑部钱进’的源头驱动力。”

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建议，国家审计部门对“驻京办”每年要进行统一、严格的独立审计；主要负责人离任要进行经济审计；一定级别领导干部及家属入京须申报，并将其住址向组织部门登记备案。

“从法治的角度来考虑管理，则最好由国务院制定《外地政府（企业）驻京办事处管理条例》，明确‘驻京办’的机构定位、监管权限、法律责任等等，这样方能兴利除弊，严格管理。”（记者李松）

走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大街小巷，不难见到各种办事处、联络处的招牌。这些看起来平常而又不寻常地多的外地驻京办事处，被人们称为中国独有的“驻京办现象”，其活动能量和对本地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超乎人们的现象。

在北京，到底有多少“驻京办”呢？据知情人士介绍，目前，如果只计算三十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及渖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宁波、青岛、武汉、广州、成都、西安、厦门、深圳、珠海和汕头等十五个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人民政府，还有几家中央级的国有大型企业派驻的，再加上香港特区去年三月四日刚正式启用的，总共有五十三家“驻京办事处”。此外，中国各地区、地级市及以下的政府“驻京联络处”也有五百九十七家。上述两类驻京机构都是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合计为六百五十家，常驻工作人员近万人，固定资产超过一百亿元人民币。

至于未经批准的企业和地方政府，甚至地方政府某个部门在北京设立的办事处、联络处有多少，谁也没有作过统计，但据一位管理机构的权威人士估算，这种机构的数字多达几千家。

据北京各驻京办事处联络处联谊会理事长介绍，各地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在计划经济时期，“驻京办”实际上是“接待办”，工作主要是迎来送往的接待服务，以解决派驻地到京办事的有关人员的吃、喝、住问题。

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市场经济下，驻京办已演变成为各地收聚信息的窗口、招商引资的桥梁、上情下达的渠道，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既为加速本地的经济发展服务，也为促进北京的经济发展服务。

在北京，流传着不少关于办事处和联络处为当地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牵线搭桥的故事。例如，广东湛江市驻京联络处争取到国家将投资近一百亿元的五十万吨纸浆项目落户湛江；广西驻京办事处为柳州钢铁厂争取到三千万元技术改革贷款和近一千三百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为平果铝厂联系利用外资和内资二十七亿元，为北海蓄电池厂改造联系到利用奥地利近六百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地处偏远的贵州毕节地区驻京联络处，几年来共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重要项目十六个，资金总额二十亿元。

河南信阳市驻京联络处十年来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企业争取和落实项目五十个，涉及资金五十多亿元，仅平桥电厂投资就达三十二亿元，是信阳市近五十年投资的总和。

与早期相比，今日驻京办接待的对象和服务的要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几乎各省市区的驻京办都盖起自己的大楼，有些甚至是高达几十层的豪华星级宾馆，陕西省咸阳市驻京联络处还购置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

各省市区驻京办纷纷在京城兴建集联络、接待和服务功能于一身的大厦始于八十年代中，到了九十年代初形成了高潮。一九八四年，吉林、山东、江苏、江西、浙江、湖南、福建七省在北京北太平庄联合兴建七省大院，人称“七省办”，首开新建驻京办大楼的先河，八五年竣工各得六千平方米。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安徽、贵州、云南七省区驻京办也不甘落后，在北三环合建了七省区驻京办大楼，每省区两层。

各省市区驻京办的大楼，特别是近年来兴建的，都很注重建筑的气派和门面，功能也强调多元化，住宿、餐宴、办公、会议、康乐、购物样样齐全，由于有接待设施和经济实体，各地驻京办事处和联络处本身也从经济活动中得到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