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不应替代理性－－重新思考新时代的中国对日战略

最后，我还想阐述对另一个重要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所谓的“汉奸”问题。一些人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内部包括社会各界存在着大量的“汉奸”（甚至指明道姓地认定某某某是“汉奸”），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着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公共事业乃至军事等各方面一系列卖国破坏活动”，因此为了顺利地发动对日军事打击，必须将“清楚内奸”作为重要前提条件。这令我不禁联想起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期美国恐怖的“麦卡锡时代”。不错，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出过许多“汉奸”。大凡“汉奸”都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他（她）们是在国难当头且面临命运（生命）抉择时选择了背叛祖国和民族；因此第二，有很多高喊“爱国”、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人最后时刻却成了真正的“汉奸”，汪精卫就是如此。但是，在今天，如果我们把那些与自己信奉或认同的“爱国主义”立场、观点持不同见解的人，或者把那些保持理性思考、冷静思维的学者，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扣上“汉奸”的罪名，就有失公允；如果把那些在对日谈判、协调过程中主张和平解决、从长计议的人，都戴上了“汉奸”的大帽子，那么主张把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的小平同志大概也脱不了干系！“爱国主义”这个东西实在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可怕的则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行“祸国主义”之实。

　　当代中国人必须重新审视“爱国主义”这个古老的话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我觉得，就中国目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来看，首先应当提倡理性。一切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其结果都将是祸国殃民，因为任何非理性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不顾及后果的，这种非理性如果发生在国家战略上，将是全民族的灾难。所以，我们应当提倡情感与理性兼顾的“爱国主义”。其次，中国的崛起已经并正在为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必须加上“国际主义”的内涵，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现代和未来的世界发展应当担负起怎样的道义和责任，需要做出怎样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没有国际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是偏狭的、可怕的。读了一些人的有关文章，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让今天的中国人突然地拥有了美国那样的世界霸权，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古希腊人的理性是他们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

其次，从政治地位上看，中国首先是个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这应当是中国处理周边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中国虽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这是一段特殊历史的产物，我们并没有循着“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路径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而是正在为成为经济大国而努力。经济建设与发展是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第一要务。如果我们盲目地迷恋于“世界大国”的梦境，将犯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回顾自16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的霸权（这里的“霸权”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是中性的）更替进程，有几个“规律”颇值得中国人关注。一个是所有的霸权国家都是海洋国家，如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而所有向当期霸权国发起挑战的国家都是大陆型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前苏联；二是所有霸权国家都有足以引导并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性产业，而所有挑战国家几乎都是后发型的产业占主导，不断地在模仿、学习霸权国的主导产业模式；三是所有继起的霸权国虽然一时地同当期的霸权国有过冲突或摩擦，但最后几乎都是当期霸权国的伙伴国，而所有向当期霸权国发起挑战的国家最后都失败了。以史为鉴，知易行难。对此，中国人应当做怎样的思量？在这方面，布莱尔和小泉对历史的理解和对现实的把握可能要比我们更加透彻、确切。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中国必须尽百倍的努力争取周边地区的和平环境，方能实现卧薪尝胆的宏伟目标。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中国不能够有效地处理或解决自己周边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地区性大国。现阶段中国周边足以引发地区性冲突的焦点很多，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台湾问题、中日领土纷争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还有日韩领土问题、日俄领土问题，等等。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有可能引发局部的军事冲突，严重恶化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环境，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那种动辄叫嚣“不惜与某某一战”的论调有百害而无一利。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否有必要“一战”？二，是否有能力“一战”？

　　美日同盟的军事目标无疑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必将加速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打破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所试图维持的地区势力均衡。但是必须看到，在以“经济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的任何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都是一种博弈工具，是为谈判桌上的相互妥协、让步或斗争服务的。如果以为中国海军向“春晓”油气田附近派遣最为精锐的舰船，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准备与日本海军或美国海军“不惜一战”，是过于幼稚了。如果我们把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博弈工具或手段目标化，战术战略化，那不仅是天真的问题，简直就是无谋，是要铸成大错的。我以为，中日两国间在东海海域划分及油气田开发等方面的争端是十分复杂的，涉及到各种国际法与现实的矛盾和相互间国家战略的博弈，但双方的“底线”应当是大致相同的，这就是“搁置争议，合作开发”。而目前双方的所有举措，包括军事部署，不过是为了在实现这个“底线”的过程中占据更为有利的谈判位置。中国必须保持与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防力量，但这不仅仅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唯一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处理各种国际关系问题的博弈手段。将发展军事力量等同于发动战争，或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弱书写历史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迄今为止，希特勒是最后一个信奉“战争胜负将决定历史进程”的政治狂徒，结果他失败了，遗臭万年。中国必须通过和平的经济发展，实现自己的强国梦想。只有这样，才会不仅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而且也将迫使日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依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国家的体制、制度，也决定国家的战略选择。此乃“上之上策”也。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道路不过20多年的时间，虽然经济发展迅速，成就巨大，同时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尖锐、复杂，我们还在为实现全民“小康”目标而努力。一个国家的实力大小不能只看GDP总量，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是人均GDP，尤其是军事力量更是如此。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博士曾给我发来一些他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一篇《从苏联被拖垮得到的启示》的短文给我印象深刻。据他的研究，美国人用军备竞赛的方式拖垮前苏联大概只用了12年左右的时间！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前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GNP 、科研水平、军工产业质量、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远。1980年代美国以年均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亿，活活拖垮了苏联。目前美国本国的年度军费就达三、四千亿美元，而且正在把战略重点转向东亚，迫使中国起而应付。如果把前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为参考点，便可得出如下推论：若一个国家的军费保持在GNP 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巨额无偿外援。具体来看，如果中国军费开支占GＮP的比重保持在两位数如15～20%水平，那么依照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美国用军备竞赛的手段拖垮中国大概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这样，如果按照国内一些学者的论见，中国一定要与美国或日本搞一场军备竞赛的话，那么以我们目前的家底，你可以细算算能够搞多久？面对着美国试图以军备竞赛的方式拖垮中国的战略企图，我们须“上兵伐谋”。按照目前中国的技术力量和经济水平，造一、二艘航母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我们不造？航母是攻击性的武器，它将改变中国海军目前的战略性质，继而会引发整个东亚地区的军事失衡，触发新的军备竞赛，这是现阶段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因此，那些逆历史潮流、宣扬和鼓动中国扩军备战的观点，无疑是要让中国百姓勒紧裤带去搞危险的“爱国”游戏，将中国人民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引向战火的深渊，倒退半个世纪。附带说一句，今天的中国人同日本人对待战争的心态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日本人更多地看重战争对其自身的灾难，知晓战后的和平对其经济增长与富强的重大意义，但问题是日本人拒不承认或反省自己发动的战争对别人造成的苦难；中国人深记得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与痛苦，随着中国的崛起要求讨回历史正义与公道的呼声急剧高涨，也有少数人带着“复仇的心理”试图以牙还牙，但却对现代战争的惨烈及其为经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巨大阻断或破坏缺乏理性的认知。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要用新的思维、新的理念来应对本身的发展与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中国政府已经在亚洲地区事物中表现出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和立场。最近围绕北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成功，更体现出中国对区域国际问题和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高度责任感。中俄边界谈判的成功，以及目前正在和平友好气氛中进行的中印边界谈判，同样说明了中国对于同周边国家领土纷争的态度和战略立场。要知道，中国与前苏联和印度都曾因领土问题发生过严重的武装冲突，那么在国力极大增强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和平谈判？难道这其中仅仅是出于应对美日联盟的战略考虑吗？不仅如此，它预示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对亚洲战略的一种新思维、新模式。正如****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这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过去不称霸，今后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努力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事实上，从地缘优势的角度看，中国不仅正在经济领域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而且由于中国地处亚洲的中心，亚洲任何地区出现的国际争端或矛盾可能都与中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中国也自然将成为亚洲国际事务的主要协调力量。一句话，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有利于中国的显著变化。所以，本地区的任何军事冲突都将破坏这种对中国有利的发展趋势，只能为区域外力量的干涉提供口实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