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学家荒”

中国经济的“学家荒”
2005年11月28日 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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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荒”、“教育荒”将导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贫血与短视。急功近利的“自杀式GDP增长”，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背道而驰。中国必须加大教育的良性投入（绝非产业化），必须下苦功培养造就大批名副其实的“师”与“士”。

最近经济界最热门话题，是“学家荒”。导火线是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技惊四座之语。第二波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搜狐新闻中心一项调查：对丁氏“5个说”，83%公众表示“支持”，近10%的人表示“不好说”，8.3%的人表示“反对”。第三波是诺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中国没有一流经济系”的直言。一时间，国内长期受宠的经济学大腕们心里极不受用，似乎香港名流、外国泰斗为中国经济抹了黑，也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

香港学者跟谁过不去？

笔者以为，中国到底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非问题要害。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改革开放27年中，我们的经济学家真正为政府决策、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出了多少“好主意”？起了多少“好作用”？

“香港冲击波”源于“郎顾之争”。去年8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首次公开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维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有资产，强烈叫停以“民营化为导向”、以“MBO为手段”的国企产权改革。一周后，顾维军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指控郎氏“诽谤罪”，掀起“郎顾之争”轩然大波。郎氏还曾撰文抨击海尔集团“曲线MBO，实为管理层侵吞国资之举”，又把“经济学家”、“企改”同“国资流失”联系起来，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郎氏观点涉及“国企改革还要不要深化？”“国企改革是否走向权贵私有化？”等深层敏感问题，必然引发不同立场、观点的大冲突。不仅“倒郎派”、“挺郎派”势不两立，而且爆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激烈的社会大争论。此争本以顾维军被捕告一段落。谁知风波又起，上月，香港科技大学丁教授再次“发难”，居然发出“5个说”，再次引起社会大哗。

笔者听到过议论，质问“香港学者跟谁过不去？”“怎么跟内地经济学家没完没了？”公平说，郎、丁等香港学者并非跟内地哪个人过不去，而是跟内地经济的“学家荒”过不去。他们的勇敢言行受到国人广泛赞扬。

蒙氏“两点论”的要害

蒙代尔的两点论是“评判一个经济学家是否合格有两点很关键，第一，他对经济到底了解多少？第二，是否有创造力？”按蒙氏标准衡量我们的经济学家，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少创造力？真可谓一针见血。笔者历来不屑动辄以洋人为标准，但并不反对“以洋为镜，可以知好歹”。蒙氏不客气地对丁学良“5个说”表示“的确如此”，并认为“中国名牌大学不下10所……但没有一家名牌大学的经济系能跻身哈佛、耶鲁、斯坦福、剑桥、牛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没有好的教育培训环境是不可能产生经济学家的。”对蒙代尔上述言论，不必当作“圣经”，但可以“为镜”。蒙氏没有“外交辞令”，没有顾中国人脸面，而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和良知就事论事。正因如此，其言也许可鉴。

“师”与“士”不可误国误民笔者以为，蒙氏此番言论，对于历来以洋尺为标准，唯洋人马首是瞻的“家”们是一次不小的精神打击。特别是举出“家”们奉为“圣殿”的哈佛、耶鲁等“洋学院”，更令“家”们赧颜。蒙氏“两点论”的要害，在于指出中国经济学家的致命痛处：那么多经济学大腕，有几个真懂中国经济？有几个具备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创造力？又有几个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了大智能的点子？不客气说，不光是经济界，在诸多其它学科领域，大本大本的着述满天飞，有几本能真正说明白中国的事？有几本能说出真正有用的招？太多的“大部头”，不是翻“洋腔”就是攥“洋料”，用“言必称哈佛”之类唬人，拉大旗做虎皮。缺实事求是之意，多哗众取钱之心，着实令国人倒尽胃口。

有学者说，同中国经济增长极不和谐的现象是，钱多了，“家”少了。丁氏有经济学家“5个说”，法学界还有“一个也没有说”，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有“人才负说”……国人痛感经济爆发（户）化，文化沙漠化，礼乐崩坏化，文明断裂化的“四化危机”。中国成倍增长的“师”（博、硕导）和“士”（博、硕士），名副其实的比例到底多大？笔者不敢说没有相当的有用之才，更不敢说没有凤毛麟角，但“博士还不如文革前的本科生”（一位洋诺奖得主语），“国内有的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学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丁学良语）。如果算“刻薄”话，那么“中国大学拥有一流生源却培养出众多二流，甚至不入流的毕业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语），或者“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邹恒甫语）等评价，算不算“客观”之语呢？笔者以为，“学家荒”、“教育荒”将导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贫血与短视。急功近利的“自杀式GDP增长”，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背道而驰。中国必须加大教育的良性投入（绝非产业化），必须下苦功培养造就大批名副其实的“师”与“士”。笔者认为关键有三点：一定要会搞中国经济学，不可简单与西方经济学“接轨”；一定要创新特别是“引进吸收后的再创新”，不可平庸于“拿来主义”；一定要恪守“学家”风范，不可“量钱裁学”。否则，再多的“师”与“士”，也难免误国误民。

大公报 陈群 作者为资深传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