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三峡工程"祸国殃民"，永不可修

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戴晴在悼念文章中说：“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从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戴晴的心在颤抖：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几天内就回信，致谢并向他咨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而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么？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在三门峡问题上，正当壮年的黄万里的话没有人听；在三峡问题上，已经老年的黄万里的话仍然没有人听。黄万里是三峡工程的坚定反对派，他直言不讳地说三峡大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卵石堆在水库中比沙更麻烦

　　黄万里与长江结缘，比他与黄河结缘还要早。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在四川工作期间，长江上游和在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踏勘过。那一次，四川省水利局派他带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是乘飞机到昆明，回来时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河道，顺流而下，一直步行回到重庆，历时三个月。沿途除了对河道水情的勘测外，对云南的贫困和少数民族问题都有所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