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05-11-18 09:40:18
来自：站务休闲/闲聊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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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访时，他们，刚从昨夜今晨的反窃电一线归来，一脸疲惫；
接受采访时，他们，正在办公室与前来接受处理的窃电者进行着“拉锯战”，斗智斗勇……
他们说，你可以想象吗？当所里的职工都下班回了家，当万家灯火都亮了起来，我们吃过盒饭，拿起工具，拿起手电筒，从冷冷清清的办公楼出发……日复一日。
——他们，在忙碌中困惑着；而种种困惑，却让他们更加忙碌。
改革中的体制催生新的游戏规则，而这种规则，却将反窃电一线的他们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
在这里，我只想讲几个人，以及这几个身上的几个小故事——
周建伟：一块砖头拍下来
现为汉口供电公司稽查科科长的周建伟，已是在营销一线奋战15年的“老兵”。
谈起经年来反窃电一线的那些轰轰烈烈、嘈杂纷扰，周建伟的神情，却是波澜不惊，只是间或有些深深的无奈……
今年4月的一天，听营销科反映三阳路一台区改造后线损仍居高不下。周建伟和同事十多人决定去看个究竟。到那儿一看，果真有三个门面正接外线窃电。叫人不应，检查人员只好剪了火，待他们检查其它用户时，被剪了火的门面房东赶来了，还带了一帮人。见势不妙，周建伟和同事准备先撤，可对方怎肯善罢干休，一路在后面追撵。正在这时，周建伟看到其中一人在地下捡起一块砖，正准备朝检查人员的后脑勺拍过去……周建伟上前一挡，砖头正好拍在了周建伟的左手，手表顿时粉碎，整个手一下子肿起老高……
讲这些时，周建伟出奇地平静，他说，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乃至每次开会，他们都会强调查窃电时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尽量忍让，回头再用别的方式想办法解决”。
供电职工也因其相对稳定的收入，容易引发某些人群的不平衡心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反窃电一线的供电职工成了转型期民众不满情绪的出口之一，或代政府受过及“埋单”的替罪羊。
周建伟同时介绍，自从实施台区精细化管理后，考核指标越来越真实，线损越来越低，收效确实明显，但同时，大家伙感觉压力也很大。周建伟说汉口供电公司每周二、四、六固定反窃电，而且是全员参加，加班成为家常便饭。即便如此，今年的三至五月，他们仍未拿到奖金。因为奖金与营销指标捆绑。
周建伟说，十多年，我真的感觉太累了。
周建伟记得七八年前，他们那时在头道街抓到一户窃电，是一对五六十岁的夫妻，谁知这对夫妻把三个检查人员拉进家里，门一关，跪在地上跟检查人员磕头，请求千万不要声张出去，以免让街坊邻居看了笑话。但现在，窃电的面越来越广，偷了电还抖狠，周建伟说，我真不知道这世道是怎么啦？
依靠法律反窃电，大家伙不是没想过。
2000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盗窃国家电能的黄承穗、易昌晶依法被终审判决5年和4年有期徒刑。经查明，黄、易二犯相互勾结，私自将正在运行的200千伏安变压器更换为250千伏安变压器，并采取用电不计总计量电表的方式，先后窃电59706千瓦时，共计价值34887元。
此案被称为“武汉窃电第一案”。
这个案件的办理，周建伟也全程参与了。案子办下来，周建伟陪着公安、法院到处取证，前后跑了两个月的时间，还到北京去拿司法解释及相关案例……总之案子判下来很艰难。
周建伟说，针对反窃电，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盲点。
叶军：身份不明的恐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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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我来说两句抢地板在这样的矛盾中，供电职工为查窃电，几乎是当起了“扑火队员”，在四面楚歌中疲于奔命。
在这样的矛盾中，供电企业八仙过海，土洋兼施，各显神通。汉阳供电公司经理吴华阶说，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再次发生，现在抄表时一般要当地干部陪同，同时，依靠政府部门联合反窃电，相关方案正拟出台。记者得知的背景之一是，今夏，该公司24岁的女抄表员吴文俊前往汉阳王湾抄表，发现一黑网吧有违规用电迹象，当吴文俊试图对此予以纠正时，对方三兄弟齐上场，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拳脚相加。后经医院检查，吴文俊下颌骨及腰部多处受伤。同时蹊跷的是，吴文俊捂着受伤的脸跌跌撞撞离开现场后讶异地发现，未来公公婆婆刚送的价值七千多元的戒指项链不翼而飞。而当地派出所出面调停的结果是，打人者赔偿吴文俊1200元。就在此后的几个月，同一地方，又有4名供电人员在检查用电时被打。
武昌供电公司柯建桥呼吁，尽快投放一次性成型电表，让窃电者无空可钻，同时还要提高“窃电成本”，让窃电者望而却步。
在这样的矛盾中，供电公司在探索中冲突，在冲突中成长。成长中的供电企业在反窃电的课题上目前仍是各自为政，甚至没有一个可参照的标准或范本。
据悉，2005年年底以前，《湖北省反窃电条例》有望获得省政府省长常务会议通过并报省人大进入立法程序；２００６年省人大完成立法程序并出台《条例》。
采访中，他们无一不表示，盼望反窃电条例的出台，他们盼了多少年。但，他们对此也并不抱以单纯的乐观。
周建伟认为，条例的贯彻需要过程，需要相关政府部门达成共识；徐小林则说，条例归根到底需要靠人来执行，如果执行不到位条例也会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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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他们这行的，每人身后都有一串故事，艰辛的故事。
2001年，打击小炼钢窃电。当时还是分局用电检查中队队长的叶军曾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说，你是叶军吧？我知道你孩子在哪儿上学、你家住哪儿。你跟我小心点！说完啪一声挂断了电话。
那段时间，叶军让爱人带孩子住回了娘家。
也是因为反窃电，叶军还曾接到一个恐吓电话。正巧在一旁的公安干警通过仪器查获，电话是从马场角一公用电话打来……
这样的情景，竟像警匪片中的镜头。
——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供电一线职工的生活里。
叶军说，他和所有同事一样，希望单位能为反窃电一线的职工办理意外保险，好让他们甩掉后顾之忧做事。叶军说，毕竟，大家都是在为挽回国家损失而做事。
叶军这些年一直困惑，他说：电力体制改革后，我们由行政部门变身为企业，按说反窃电我们没有行政执法权，也不可能每处理一笔窃电案都向经委备案，但考核指标的压力，却逼得供电职工不得不像反窃电要数据。
叶军列了几组数据，汉阳仙山村花园湾，每月损失电量20万千瓦时，线损率达到98%。以至这里的村民对外承诺，在此租房可以包电。因此该处的租房生意一度火爆。某砖厂，线损率达到80%，当供电人员要求移表以加强管理时，用户扬言：“移表可以，打一个膨胀锣丝，一万！”
台区精细化管理让他们将目光投向线损，而线损指标让他们将目光投向反窃电。叶军说，对于线损管理，近些年他们有一种“在还债”的感觉。
而在这种“还债”心理的趋使下，反窃电几乎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徐小林：退休后莫想有朋友
听徐小林讲话，有点何祚欢的味，汉味的诙谐与形象。常让人忍不住地想笑。而这次采访，更多的却是苦涩的笑。
徐小林的职务是武昌营业所低压一班班长。
徐小林说，按说我的本职工作是抄表、催收电费、低压维护，但现在这个现状，倒让反窃电成了我的“主业”了。不仅我这个班，我们所里各个班组，反窃电都是“主业”。
采访是在武昌营业所主任柯建桥的办公室进行的，一个多钟头的时间里，记者粗略算了一下，期间来为窃电说情的，先后有五六拨，而柯主任的电话更是无数地响起，电话内容也多同上。
徐小林摇摇头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我常说，退了休之后都莫想有一个朋友，常年做这个事，人都得罪光了。
柯建桥说，分公司的领导压力也很大。很多窃电者不管转几个弯，都会有“关系”转到供电公司来。
但往往领导都把这些关系顶回去了。柯建桥说了一组数字对比：2003年，武昌营业所通过反窃电合理增收50万元，2004年，这个数字达到300万元。
“250万，可以做多少人情？”柯建桥问。
徐小林说，这都是为了保护一线人员的积极性。
记者的感觉是，这么多年，他们都渐渐养成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禀性。
徐小林说，曾经有一个患了艾滋病的窃电者，拿着针管威胁我。那个村里的干部对我说，求求你做点好事，他欠的钱我们出。
徐小林说，干他们这一行，不可预知的风险太多。
柯建桥说，为处理窃电，曾经有一回20多个人冲到我办公室来了。幸亏当时我到外面学习，否则后来不堪设想。还有一次，查获一家黑网吧窃电，之后三个当事人冲到我办公室，身上都纹着龙呀凤的，一进办公室，就左右巡视一番，然后丢下一句话，就是你让我们没饭吃吧，好，我们这回对上“模子”了……然后扬长而去。
在武昌营业所大楼，记者注意到进门即是反窃电联合办公室，与公安联手反窃电，记者获悉，武昌营业所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但徐小林摇头说，这笔办公费用，上头没有开支渠道。
好钢如何用在刀刃上？徐小林认为反窃电专项资金的投向值得思考。
故事之后……
被剥离了行政执法职能的电力企业，如何面对“反窃电”这一并不新鲜的话题？
如何在力争企业利益的同时，确保不损害居民利益、不触碰法律法规的高压线？
湖北省经委主任许克振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查窃电做了一些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存在不足。其一，大部分法律、法规和规章是在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之前出台的，无法适应依法查处窃电的要求；其二，对反窃电的执法主体的职责划分不明确，电力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查处窃电案件中的职权有冲突，导致执法主体缺位的现状；其三，规定的内容过于原则，而且零乱，缺乏可操作性等等。
在改革后的电力体制下，供电公司作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企业，其责任是供好电、服好务；而保障供用电秩序、营造良好的供用电外部环境，应是电力管理部门，即各地经委的责任。
而现实的情况是，各地经委因“精力不济”，不可能有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诸如反窃电等“管电”工作当中；而供电企业却不能坐视企业利润被大大小小的电耗子疯狂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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