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05-11-03 14: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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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一、问题的缘起
林思云先生曾在网上推出《中国不需要思想家》一文,引起了强烈反响,招来了长达一年多的各式各样的辱骂和讨伐。这篇惹了大祸的文章说了些什么?在我看来,它的要点如下:
一、中国从来没有过思想家。
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不擅长理性思维,只知感性发泄。
三、中国人的这个缺点是遗传因素决定的。咱们在理性思维上比不过白人,正如在体育运动上比不过黑人一样,后者体内白肌发达,暴发力强。中国人智力落后的遗传因素是“用进废退”的结果,起因于思维上的懒惰。
四、中国不需要思想家,正如狗不需要经济学家一样。
据我理解,林先生在这里说的所谓“思想家”,指的是康德、黑格尔、尼采那个等级的大思想家,不是在世界上根本不入流的思考者。关於“中国人怎麽怎麽”这种表达,我认为那是杂文写法,指的是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毛病,但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有这个毛病。杂文不是基于严格的社会调查资料上的学术论文,不可能给出准确的百分比。
澄清了这两点后,不难看出,林先生第一个论点是现象学上的观察,是基本正确的。虽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文明从总体上来说并不逊于稍后的古希腊文明,但以后就再没出过思想家,更不用说能与西方思想史上的巨人比肩的伟大思想家。其实,落后的岂止是抽象思维?中国不但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也没有伟大的音乐家、小说家、戏剧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等等。
我们不但没法跟鬼子比,就连隔壁的印度人都比不过。佛教哲学之深奥复杂,不仅令比孔子略早的乔达摩(释迦牟尼)成了世界三大宗教的教祖,而且使他的名字永标世界哲学史。论音乐,印度人的耳朵比西方人还灵敏,甚至发明了以四分之一度音为单位的音阶。就连咱们的十二生辰,包括咱们那了不得的“龙”在内,都是那儿进口来的。如果不是后来进口了梵文,咱们就连“反切”的音韵学的小花招都想不出来(《镜花缘》中居然花了几章的篇幅大谈“岗根公姑”,咱们的国学就是这点模样!);不进口佛教哲学,程、朱、王等人也不会有想到“理”和“气”等抽象概念的本事。咱们这煌煌文明古国,倒底有些什麽文明可吹呢?
林先生的第二个论点,(即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只知感性发泄)是对此现象的浅层解释,其实也是现象学上的观察,也基本正确。具体的例子,我已经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中给出了。
林文的毛病出在最后两点上。第四点的谬误显而易见:哪怕遗传缺陷真的决定了中国人成不了大思想家,也不能得出中国不需要思想家的结论。我的感觉是,那是林先生的愤激之词,其实也是一种中国人擅长的感性宣泄,当不得真。
尽管如此,林先生此文端的是如同旱天惊雷,震聋发聩,引人深思。它第一次指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无大思想家、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只知感情宣泄的难堪事实。然而,指出病态现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诊断出它的病因。遗憾的是,恰恰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林先生堕入了种族主义的误区,错误地认为是遗传因素决定了中国人在智力上的落后。
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现象,称之为“社会生物学”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二十世纪初很是热闹了一阵,但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它不仅直接导致种族主义,引出希特勒的“主子种族”或日本的“神国”的结论,而且犯了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毛病,将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看成了一个“单元函数”。当年鬼子们“证明”他们是“优秀种族”的“科学理论”,如今看来不堪一哂。例如他们曾把“面角”(鼻尖与两耳形成的角度)的锐度作为智力的测量标准。所以,鬼子们的尖嘴猴腮,据说就比中华的银盆大脸来得优秀。说来滑稽,如今信奉这一套的,似乎只有当年被白人看成是“劣等种族”的有色人种。日本人不必说,连《人民日报海外版》都动不动就“凭着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最有趣的还要数非洲美国人的科学发现。老芦看过个电视科普节目,有个非洲美国人辩称,根据实验,动物的智力跟其含有的黑色素成正相关。所以黑色素越多的人种越优秀。老芦当时就想回国去买下一片海滨浴场,然后再去广告他的科学发现,让面临高考的学生们来买票晒太阳,保险能大大捞上一票。
林先生的“论证”,比起这些笑话来似乎也好不倒哪儿去。他那“遗传因素决定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的重大结论,居然是从黄人和黑人的肌肉构造差别中类推出来的。如果林先生真能证明不同种族间的大脑构造确有优劣之分,那还能算个论据,尽管他忽略了智力养成的后天因素,然而这论据却是与智力活动毫无关系的“白肌纤维”的多寡!
有趣的是,尽管这里的谬误是如此一目了然,普天下的讨林壮士中,竟无一人有能力看出来。除了各种辱骂外,我见到的唯一“有水平”批判却是专攻人体有没有白肌的问题,在这枝节问题上出大力气,下死功夫,广征博引,缠夹不清,声东击西,南辕北辙,越扯越远,越辩越细。弄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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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我来说两句-
wnb
沙发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欧洲文明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埃及、古希腊不必说,其在数学、天文上得益于阿拉伯这个“劣等民族”之多也不可估量。正因为人家有气魄、有容量、敢学习、会学习,人家的文明才生生不已,朝气蓬勃。欧洲的许多皇宫里有“中国厅”,我们的“人民大会堂”里敢有“法兰西厅”麽?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如老芦还成了千夫所指、无疾不终的“汉奸”和“嫌家贫的狗”,这种毫无自我完善能力的民族,有什麽未来?有什麽希望?还配谈什麽“现代化”?还发什麽大国强国的春梦?!
2005-11-03 15: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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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b
板凳
当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到中国传道,将欧洲正在吵得火冒的“日心说”、“地心说”介绍给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孰料对方却毫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一个称职的天文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准确预言日蚀和月蚀。只要编得一部好黄历,管它是日心还是地心。日心也好,地心也好,在咱们这儿从来比不上冠生园的点心,只有后者,才是“民之天”。
2005-11-03 15: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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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更多所以,我同意林先生最后的结论。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大思想家。这种国家,其实根本也用不着什麽思想家。人家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我们去学过来的本事都还没有,你说有治没治?如果下下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平能够进步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那就实在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了。没准到那时还比现在不如也说不定,咱们现在不就是不如晚清吗?说来令人断肠的是,晚清那些献身改革的志士,当年一定畅想过一个世纪后中国将会怎样怎样,倘若他们今日在泉下见到了咱们这副英俊模样,只怕要气得再死一次!不管怎样,在目前,咱们这种只知疯狂好战、不知大厦将倾的、心智犹如三岁儿童的民族,需要的不是没地方搁的思想,而是成年人起码的常识,例如打仗会死人,而一般来说,死了的人是再也活不转来的;核弹不是过年买来的鞭炮,最低当量级的随便放一个都要死上百万人;仇外只会搞垮中国百病丛生的经济,碰不掉鬼子的一根毫毛;“敌人”和“战士”都是在战争中才有的东西,并不像四川民工那样到处都是,等等,等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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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个笑话:北极落下了一个陨石。一个英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年,回家写了一本厚厚的书,推出了一种崭新的宇宙演化学说。美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月,发现了该物质在工业上的潜在用途。日本人把美国人的发现买过来,上那儿去把陨石搬回来,做成了一种新式录音机的磁头,垄断了全球市场。这个故事其实说错了。还没等日本人下手,咱们就捷足先登把它搬了回来,拿来当菜入药,隆重推出了“外星健康长寿自然美味食品系列”以及“第四维时空宇宙太极气场帝王富豪大款酷仔亮妹壮阳滋阴动情长交助孕保胎延年益寿减肥降压戒烟护发防皱万全大补丸”。
对万事万物,咱们从来就没有一种要探索个究竟的好奇心。像王阳明当年那样去“格物致知”,“格”庭前的竹子“格”到几乎精神错乱的人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哪怕是王阳明,去格竹子也并不是想格出个光合作用的原理来。他甚至也不是想知道为什麽“竹子开花,家破人亡”,而是想格出个治国平天下、当忠臣、做孝子的“理”来。这般格法,当然只会格到疯人院里去。所幸一般人决不会那麽愚蠢。格物人人会格,各有巧妙不同。西方人格物,格出博物馆、植物园,中国人格物,格出水陆八珍的满汉全席和琳琅满目的中药柜。在万物的“可食性”与“可入药性”研究上,咱们领先世界的地位是永远不可动摇的。无论植物学再发达,西方夷鬼决没有在这方面赶上咱们的李时珍的那一天。
这种利欲熏心的功利主义,决定了咱们永远不可能赶上西方。连对民主、自由这些西货,咱们也用看潜在食物药物的眼光兴致盎然地打量它们。当年晚清决定立宪,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是立宪国家,俄国不是,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由此可见“立宪”是立竿见影的“伟哥”,令我朝野食指大动矣。先贤们追求西方民主自由,有哪一个不把它们当成“富国强兵”的手段?就在前不久网上还有人指出,西方的民主自由咱们已经试着吃了一个世纪,只吃得上吐下泄,还是转回去吃咱们的驴肉比较有滋味些,浑忘了咱们除了毛泽东“思想”,菜单上再也没有第二味。
不把民主当成一种信念,当成一种宗教,而是把它当成美味可口的西餐大菜或是壮阳药,民主制度就永远不会在中国实现。要致富,只需走资就行,何必要民主?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和不久前的亚洲四小龙,有哪一个是民主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印度,尽管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比中国又富到哪儿去?咱们最好还是先想清楚,要怀着“吃民主”的盘算,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和平恶变”下去。
这种急功近利,毁掉了一代又一代本来可以作牛顿、爱因斯坦的人。青少年们填高考志愿,不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是根据命中概率,由此还发展出咱们中华独有的“报名学”来。哪怕是熬到出了国,一看风头不妙立即就跳槽。这结果,是许多人都成了包办婚姻的童养媳,被迫与那个不喜欢的丈夫日日做爱。工作时间对付对付,八小时之外就如同放风的囚徒,杀了头也不想再看专业书一眼。既不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怎指望“众里觅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从根本上断送我们改掉上述恶习的一切可能的,是咱们那日甚一日的夜郎心态。咱们这个顽症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如今似乎已成绝症。
满清一开头闭眼不承认鬼子们的先进,不是说人家只知奇技淫巧,不知圣贤之道,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西学东源”,连“千里镜”、“自行船”都是“得见中国古书”,照着诸葛军师的木牛流马仿造的。然而后来吃足苦头后,到了性命交关之际,祖先们还是痛苦地睁开了重如泰山的眼睑。晚清宪政运动时期,西学成了时髦,朝野上下一致怀着变法救亡的紧迫感急起直追。虽然慈禧太後废除科举、改办学堂的上谕一举断送了士大夫们飞黄腾达的千年梦想,然而没有多少人为此抱怨。人们都知道相忍为国,穷则变,变则通,国家是到了非变通不可的紧急时刻了。老芦看过来人的回忆录,看到当年那些饱学宿儒和学童们一道,抱着一本托人从上海千里迢迢买回去的“算学”,日夜钻研怎样开平方和解一元一次方程时,不禁热泪盈眶。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优秀传统!正是在这种传统的鼓舞下,从点了翰林的蔡元培到后来的老儒徐特立都负笈海外,去把西方的先进文明学回来。从晚清、北洋到国府,知识分子的主流从来没有否认过西方的先进,更没有人敢于抹杀良心,鼓吹专制相对於民主的“优越性”。
时至今日,我们却迎来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堕落、最无耻的光辉纪元。国内沉渣泛起,污流四溢,从《发现黄帝内经》、《大气功师》、《素女经》、《厚黑学》、《晚清狭邪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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