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爱丁堡大学建筑系学生比尔·邓斯特(bill dunster)设计了一个太阳能梦想屋,被同学们笑称“疯子比尔”(crazy bill),那时的他还是个英伦嬉皮式的愣头青。
10年前,比尔和妻子在泰晤士河畔买了一块地,真的盖起了一个梦想屋,夫妻俩给爱巢取名为hopehouse,完全采用太阳能、外型仿若超未来建筑,令那一段泰晤士河航段标新立异。
如今,愣头青比尔已变满脸络腮胡的大腹男,时不时乘坐头等舱往来于英国和中国,因为他把他的梦想屋盖到了上海、北京和长沙。
“零碳馆”的英国基因
上海世博会E片区的角落,两栋白色建筑并不张扬,只有走进其中才能发现奇妙之处:朝南的立面和朝北的屋顶玻璃窗联排,阳光放肆穿透;屋顶上竖着五颜六色、高高低低的“烟囱”,为的是利用各个角度收集风能。南向立面透过阳光间将太阳能转化为室内热能,南向屋顶通过太阳能板,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北向屋顶通过漫射太阳光为室内提供自然采光照明。
即使是闷热的夏天,走进没有空调机的“零碳馆”,仍能感觉到丝丝凉意。它的设计原理是依靠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实现建筑本体的“零碳”排放,原型取自1999年世界上第一个零碳排放社区———伦敦贝丁顿(BedZED )。所不同的是,贝丁顿的设计者“世界零碳中心”这次结合了上海的气候特征,全部采用了本土化设备,实现了这个中国第一座零碳建筑的建设。
这就是比尔·邓斯特———“世界零碳中心”创始人心中理想世界的一部分。青年时就零碳建筑设计上收获盛名的比尔,这次选择在中国延续梦想。
“零碳馆”最忙碌的人,目前是比尔在中国的得力助手———世界零碳中心中国区行政总裁、零碳馆馆长陈硕。在赴剑桥留学之前,他曾在华南理工大学师从何镜堂———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师。
说起自己的老板,陈硕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他告诉南都记者,世界上第一个零碳社区———贝丁顿位于伦敦卫星城镇萨顿,它的前身是一片废弃的土地。那里的房子都是朝南设计的,为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光,并且加厚隔温,可以保持冬暖夏凉;房屋内部装置都是节能型的,一砖一瓦都是可持续的建筑材料并尽可能从社区半径35英里之内汲取。如今,共有99户人家生活在贝丁顿。社区的统计显示,人均用水减少到每天91升,而英国的平均水平是每天150升。以此类推,每年可减少147.1吨碳排放,节约1025吨水。
贝丁顿,一经面世就获得十数个建筑、永续、能源设计奖,比尔也因此跃身世界级环保建筑大师。而10年之后,延续其基因的“零碳馆”亦成为上海世博园的焦点之一。
“我们也很棒”
安克,德国80后。作为德国汉堡驻上海联络处主任兼世博会汉堡案例馆总代表,这半年,他已从陆家嘴搬到世博园“汉堡馆”内办公,紧邻“零碳馆”。作为零碳建筑方面的竞争对手,安克和陈硕,江湖相望,惺惺相惜。
“零碳馆是个很了不起的建筑!”安克对南都记者说:“但我们也很棒!”在德国学习中文,在台湾、上海工作了六七年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安克指着墙上的巨幅喷画介绍:“这将是汉堡最新的大型低碳建筑———易北河音乐厅,2011年之后也将是汉堡的新地标。”带点夸张的自信之后,安克接着来了点自嘲:“不过,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来看,似乎2011年竣工有点悬。”不过立马,他又恢复了自豪感,“我们易北河音乐厅的设计师就是帮中国设计鸟巢的那个设计师哦。”
低碳建筑在德国,不仅仅是纸面上的计划,实际上,德国已经拥有5000多栋低碳住宅。
安克告诉南都记者:“在德国,低碳房屋的建筑成本会比普通住宅高5%-15%左右,但级别高一点的低碳住宅可以节省90%的能源,二三十年内省下的钱足以填补当年多付的成本。”而且,对于购买“低碳”楼宇的市民,政府会根据所购房屋的环保级别、城市、地段及面积给于不同程度的补贴或者贷款优惠。所以现在德国家庭建房或者买房,很多都会选择低碳住宅。
“德国的冬天可是很冷的,如果单纯靠电取暖,那将非常昂贵。”安克生动地作了一个抱臂取暖的姿势。
“乌托邦”陷入困顿
无论是“低碳”还是“零碳”,无论是英国的贝丁顿还是德国的5000多栋低碳住宅,美好的承诺背后,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纽约时报》前记者玛莉安·贝德数年前曾对贝丁顿做过深入调查,她在文章中写道:经过10年的居住验证之后,这个21世纪的“零碳乌托邦”正陷入“崩溃”的困顿和尴尬。
贝丁顿的核心技术———热电联产设施(CH P)麻烦不断,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也已经失灵了。目前,贝丁顿的可再生能源比例已经从2003年的80%锐减到目前的11%,与伦敦的其他住宅区一样,也需要依赖国家电网的供电。供水的情况也一样,在降水稀少季节,贝丁顿几乎没有存储和再利用的冲厕用水,不得不依靠公共供水。
对于这篇报道所提及的情况,比尔的助手陈硕坦承的确有所耳闻。他说,比尔也曾公开为自己辩解。比尔曾经向《纽约时报》的另一名记者抱怨:“‘污水处理’曾经运行良好,但没有持续下来,主要是因为这很难为供水部门所接受,因为他们不愿意对污水进行就地微处理,同样供电部门也不喜欢就地进行的发电和供热项目。”
由于零碳社区对国家电网和公共供水系统的收益冲击,使得政府对比尔的零碳项目并不很支持?陈硕“纠错”道:“这是一个错觉,贝丁顿是经济适用房,由政府直接主导,而英国是小政府,经济危机一来,力不从心,因而先停的不是商业项目而是经济适用房。”
玛莉安·贝德在文章里还写到了一个细节,曾给予贝丁顿项目基金资助的生态区域发展工作组(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协作组织)的代表也一肚子怨气,尽管他们在贝丁顿积极鼓励远距离办公以及回收利用、拼车、利用本地有机食品配送服务等“绿色生活方式”,但居民们参与的积极性并无提高。
或许这能证明问题并非全怪比尔,因为他所设计的贝丁顿本身就需要居民身体力行地贯彻“绿色生活方式”来维持社区零能耗循环的。
南都记者数次寄邮件给远在伦敦的比尔,欲就贝丁顿的生存曲折来探讨零碳房屋的可行性问题,迟迟未收到正面答复。不知贝丁顿的“前车之鉴”是否让他有点心有余悸,但这位天才设计师“转战”中国,继续他的“低碳乌托邦”梦想,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据陈硕介绍,比尔目前在中国有两个项目,一个是在北京郊区建立一座零(化石)能源农场(ZEF),距离北京48公里,是一个六环路外的新社区,现在还在打地基,周围还都是庄稼地。另一个是在湖南长沙的近郊开福区建一个高密度社区,包括样板间、零售商铺、一座宾馆、一个游泳池和其它体育设施,目前已有一栋建筑开工了。
“北京那个是国家科研项目,目前资金链遇到了困难,长沙项目的停顿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但我们在东莞和万科合作的低碳建筑研究中心正在建设中,参与北京万通的一个地产项目已在设计阶段。”
虽然两个项目都进展很缓慢,但陈硕仍然乐观。“低碳建筑的低能耗需求不可避免地会使国家支柱产业(如电网、水利、石油等)的短期利益受到遏制,但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国、风力生产国,这足已说明政府的积极态度。”
他用了一句话来描述前景:“中国项目用的是贝丁顿发展10年之后的技术和材料,老板说,他现在做的事情比英国正在进行的项目要先进得多。”
有人愿造,有人愿买
然而,国外的零碳建筑技术在中国专家眼里却有些炒作之嫌。汪维,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资深总工程师、“沪上生态家”项目负责人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零碳排放的房子都是理论上做做文章。”
“现在上海室外32℃,不用空调如何能使室内恒温25℃?进出总有空气流通,而人体自身温度都有37℃。”汪维进一步解释,“空调”的准确定义应该是是否运用了冷媒,而非墙上是否挂着“空调机”,“既然还是没逃开空调的原理,那还是需要消耗能源啊。”
发达国家宣扬的零碳建筑概念,汪维认为并不排除有商业目的,“标准是他们定的,显然要达到零碳,就必须用他们的设备和技术”。他说,对于中国和更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比零碳建筑更迫切的是建设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的意义比低碳建筑更高一层,不光节能,还节水、节土地、节材。
汪维预计,只要措施得当,绿色住宅10年后就可在中国基本普及;若外墙、窗户、空调、照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面都到位,房屋比现有消耗节约60%-70%是完全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的绿色建筑已有先行者。2006年,某地产巨头在深圳开始建造一个400平方米的别墅———“零宅”作为未来的住宅原型,运用的就是类似贝丁顿社区的零碳技术。但多年来“零宅”仅作为一间展示板房“孤芳自赏”,至于何时广泛应用于商业项目,其设计师李峰也没有答案。
不过,该地产巨头媒体发言人何岚说,绿色建筑的初级技术早已被其广泛地运用于住宅,包括用于减噪的双层窗,隔热墙等设备。上海北郊某楼盘就是其中一例。居民李女士家中有4台空调,都是开发商安装的节能空调,今年5月份的电费单是93.7元。她说,因为房子密闭性好,很保暖,家里冬天都不怎么用空调,夏天也是开一会儿就可以凉很久,可以省下不少电费。
中国第一个被发展商冠以低碳的噱头售卖的地产项目则出现在南京近郊下关区。2007年,该项目16套均价9万/平方米的别墅在两天内被抢空,最贵的一套价格直逼10万/平方米。公司董事长张在东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称,尽管建筑成本增加了30%,但利润要高于一般地产项目。所以他又把这个“低碳”项目原封不动地拷贝到了北京,同样是开盘两天之内,850套价格不菲的公寓全部售罄。
在张在东好朋友陈硕眼里,南京这一“低碳社区”显然达不到“零碳馆”和汉堡馆的技术高度,和南都记者聊起时也是嘿嘿地干笑,低声说了声“炒作呗”。“怎么能卖到10万一平方米?”面对记者的询问,张在东干脆地回答:“反正我就卖这个价,而且还卖得特别快。”
不管如何,中国的绿色建筑市场毕竟有了一个“有人愿意造,有人甘愿买”的良好开端。这对于越来越频繁乘坐头等舱穿越于英国和中国的比尔·邓斯特来说,可算安慰。毕竟,他每建一座住宅,就有2000人在等着购买,而他每年只来得及建2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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