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让英雄落泪？

有评论认为，当下我们的社会和公共制度对见义勇为者的价值认定，显然还很有限。且不说奖励的金额如何象征化，审批的程序如何繁琐，仅从那些"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等之类的宣传中，我们瞥见的只是社会对于一个弱者的同情，而不是对于一个英雄的敬意。

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生录认为，精神上的激励是应该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对英雄及对英雄家庭给予物质上的激励并制度化、组织化的恒久的支持，以免除英雄们的后顾之忧。见义勇为的外出打工族一般家境都不太好，我们不能像每年学雷锋的时候，或过年的时候才想到英雄们，平时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去问寒问暖，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使救助机制日常化。

但当前我国建立对于见义勇为人员的长效救助制度尚有两个难题，首先市经济制约，在兰州市经政府努力和社会捐助，见义勇为基金目前有230多万元，“按照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400万元以上才可以法定注册，严格地说，230万元的基金连注册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只能对见义勇为伤亡人员进行一般化的奖励。有关人士介绍说，尤其在西部落后地区，见义勇为奖励基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同时对于观点争论也导致长效性保障难以落实。有观点认为，公立救助是否会导致见义勇为中的盲目行为，而造成社会的更大负担；同时“拔刀相助”是否是依法行为？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则认为，保障制度的缺位导致的是正义的萎缩，因此扶持一种正义机制，政府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最大责任人和买单人。 欲使社会正义得到伸张，有必要将见义勇为奖励制度化、法律化，从社会高度和文明视角审视见义勇为的价值，对因见义勇为而付出的公民代价给予制度性补偿，这种补偿必然要远远高于公民所牺牲的权益。只有给予充分的制度温暖和敬意，只有给予深层次的人性关怀，才可能唤起更多正义的力量加入到道德重建中来。

２００１年出台的《甘肃省见义勇为人员的补偿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以身作则，带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人员伤残抚恤、人身安全应当受到特别保护；牺牲或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见义勇为人员的近亲属的劳动就业，由当地劳动人事部门优先推荐妥善安置，家庭生活低于当地城乡居民生活平均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当地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合法权益未得到保护的见义勇为人员，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申诉，也可以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申请法律援助等。

　 兰州市金城律师事务所吴国荣律师认为，应该建立专门针对见义勇为者的社会救助保障机制，使其脱离地域限制而受到社会的广泛救助。针对不少地方见义勇为基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一方面要继续通过发动社会募捐等多种渠道使基金不断壮大，一方面政府也可以考虑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制订相应的预算，与基金奖励一起为英雄提供保护。

不要再让英雄们为医药费流泪，自杀.......

兰州市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秘书长石坤生对记者说，兰州市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虽然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但目前的状况仍然和全国其它省市的基金会一样，仅仅是一个表彰奖励基金会，并没有能力去进行及时救助。

兰州市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的有关人士表示，基金会对于"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程序，另外，基金会对于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的人员，以表彰和鼓励为主，并不能提供太多的资金奖励。

"一段时间以来，见义勇为的英雄负伤了，甚至牺牲了，却得不到有力的救助和抚恤的事情屡屡发生。许多地方虽然建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但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医疗费，更无法支付奖金，而且申请的程序太过麻烦，很难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及时的救助。相关部门更是以没有列入预算和财政困难为由，表示爱莫能助。这样，就使不少的英雄’流血又流泪’"。兰州市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的相关人士对此表示出了担忧。

他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魏彪彦的父母为了给见义勇为的儿子筹措医疗费，找遍了所有的亲戚，跑遍了所有的门路，在相关人士和媒体的共同呼吁之下，魏彪彦的医疗费才有了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