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历史重新开始

甲午战争 历史重新开始



甲午战争能够避免吗？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李鸿章的信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的作者姜鸣细勘那段时间日本的外交文书，推测直到开战最后一刻，李鸿章对自己用外交手段将密布的战云消退的能力，没有怀疑。极其有趣的是，李鸿章的信心，竟源自他的“私人外交”。

君臣“危疑”

改变中日两国历史走向的甲午战争，起点的事件因素，均与朝鲜相关。

1894年6月1日,东道党的农民起义军占领了李氏王朝的老家，全罗道首府全州。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发出乞援书。是否派兵进入朝鲜？李鸿章的出兵之念，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认可，6月12日，清军1200人在牙山一线登陆完毕。16日，日军7000人在仁川全部登陆。

颇具戏剧性之处在于，清军登陆完毕前一日，朝鲜政府与东学党达成休战条款，起义军已于6月11日退出全州。13日，袁世凯即与大鸟圭介会谈双方撤兵事宜，日本无意退兵。双方正面冲突似乎在所难免。没有意外，袁世凯请“厚集兵力”，李鸿章拒绝。总署电询，“我应否多拨（兵力）以助声势”，李鸿章再拒。但李的退让选择，让原已脆弱的清廷权力平衡再次被打破。最初的时候，慈禧担心自己的寿诞被中日战争延误，所以支持李鸿章的主张；但是，光绪皇帝却不认可李鸿章的选择。

这一段恩怨的演变，吴汝纶观察的结论是，“朝中不信李相，颇有意摧折之。然军事棘手，君臣之间亦在危疑”。光绪与李鸿章，君臣“危疑”，这是李无法回避的现实。李鸿章的退让，从已经公开的清廷档案看，光绪不仅不认可，甚至非常生气。中国通赫德观察当时的清廷，“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很不幸，李鸿章属于那千分之一者。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赋闲在家，总结自己的过往，选择曾国藩孙女婿吴永为自己的宣说对象，对于北洋海军：“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众多史料表明，李鸿章真正倾向的选择是“外交”而非“战争”，是“以夷制夷”。李鸿章最先选择的调停对象是俄国公使喀西尼，然后是英国。结果，失望。李鸿章的外交努力，赫德说，“讨了老大一场无趣”。

个人外交的失败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李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他下定决心以一己之力与“敌国”日本展开直接谈判。一般外国使臣回忆那个时代的清廷，都称中国有两个外交部，一是北京的总理衙门，一是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这即李鸿章的个人外交部。这固然是当时的现实，但李鸿章这次如此重大的外交尝试，而且是在光绪皇帝已经明确“主战”的背景下操作，已经远远超乎常理之外。在甲午年代，这种越过皇帝、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选择，“简直不可想象”。很难说这是李鸿章一时性起率性而为。从他严谨的生活方式来看，很难想象他在关乎自己仕途的政治选择上，会不经计算而漫不经心。

但在李鸿章极力斡旋的努力还未到达日本的时候，7月23日白天，日本军队已挟持朝鲜国王，组织了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7月25日，“新政权”宣布废除同中国的一切条约，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同一日，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了丰岛海战———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从此成为日本海军的传统。甲午战争，揭开帷幕。

李鸿章的种种努力，至此，烟消云散。《马关条约》公布后，一时之间向光绪皇帝的上书即达140件，均要求“同日本再战”。其时正值科举会试，康有为执笔，1300多人联署的“公车上书”，将这一事件推向高潮。日本史家升味准之辅称其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此后，中国政治运作系统增添了民众因素，在中国、日本与列强的关系里，民众与舆论对妥协一直保持着足够的压力。

治史者从时间的后点来观察，可以从中日双方的材料里来发现“真相”进行评判。最简单的事实是，在朝鲜乞援的前一天，6月2日，日本政府即已做好出兵决定，而引诱中方出兵，只不过为他们既定之策寻找借口而已。这一时期的日本压力多多，内阁在前一年底（1893年）已下令解散国会，陆奥在写给日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信中说，“政府若不做出一个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这个“惊人事业”，便是后来的甲午战争。种种因素交集而一味退让的李鸿章，碰上了决意做出惊人事业的日本政府，历史因此改变。

日本历史学家升味准之辅由甲午之战论及清末中国:“洋务运动有一个根本的弱点，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