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遗憾--《新青年》杂志为何没有横排

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引领了中国语言文学从传统走向了现代的崭新时代：从“文言”到“白话”，从“句读”不知到“标点”分明。本来，从“竖行”到“横排”也应该是《新青年》身先士卒，但它最终都只能“千呼万唤”，作为最早的倡导者，“左行横迤”的说法成为新文化元典一个不完整的永恒遗憾。

　　钱玄同率先倡议

　　《新青年》杂志的前身是《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主编为陈独秀。在此之前，包括陈独秀参与编辑的《甲寅》杂志也都是句读不分、使用文言、竖行直排的印刷格式。1917年，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再三邀请，赴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一职，《新青年》也随之搬到了北大，从此成为由该校同仁执笔的同仁刊物。当时，在社会上看来，《新青年》的怪招百出，花样不断翻新。所有这些，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种“猎奇”，是一种炮制流行的广告。1917年5月15日，钱玄同写信给同仁讨论关于外来语与汉语的对接翻译问题。

　　他不厌其烦地向编辑部的同仁唠叨：写上一句西文和汉语夹杂的文字，要颠三倒四地“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有四次之多”，显得编辑和作者都不厚道、太麻烦。所以他以非常激进的态度率先表态：“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他心知肚明，即使陈独秀想这样做，但作为总编辑“领导”来说，难免要全面考虑。为此他才率先亮出底牌。为了让编辑部同仁尽快举手，他又从现代医学的视角大谈特谈：人的眼睛是左右并列的，不是上下垂直的。如果左顾右盼，就十分“省力”；如果上下仰俯，就非常“费力”。钱玄同从科学道理上指手画脚，肯定“横行”比“直行”便利和容易。“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这就是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的原始资料和由来根据。钱玄同的急切心情得到了陈独秀的公开回答：“仆于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及高等书籍中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译音之说，极以为然。”不过，陈独秀这时看到了“多数国民不皆能受中等教育”的习惯问题，他显得有些懈怠。本来，陈独秀是一个雄于言、力于事的性情中人。他总是以发表激进、激情甚至带有冲动的文章为耀。作为总设计的他这样不冷不热的态度，有些让钱玄同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由此，也就有了钱玄同没完没了的喋喋不休。

　　陈独秀说：要商量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拜访鲁迅并约稿，于是有了日后发表在《新青年》4卷5号上的《狂人日记》。就在这次约稿时，钱玄同给鲁迅送去了近期以及8月1日最新出版的3卷6号的杂志，并乐呵呵地告诉他说，《新青年》将要改成横行印刷。这个说法很快得到了周氏兄弟的支持。

　　鲁迅的随感录《渡河与引路》，其实不只是对白话文的支持，他对“引路”式的文体革命充满了敬意。当鲁迅将《新青年》介绍给周作人时，周作人也对《新青年》的导向充满兴趣。1918年11月，周作人参加编辑工作后很快进入角色，并以同仁名义给读者回信说：“来信以为可‘竟改作横列’，我却十分赞成。”

　　可是，如同鲁迅所预料的那样，“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改革的阻力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同时存在。

　　早在钱玄同刚刚提倡横写之时，有的读者就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全方位的“激烈”，并用“骇人听闻，不能按部就班”作为痛骂之词。以“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悔”名义落款并讨论文字改革和宗教信仰者不但反对文字革命，而且极力反对用阿拉伯数字“10000”代替“一万”诸如此类的写法。令他们不能忍受的是，钱玄同在与陈独秀讨论应用文改良时竟然在第12条中要求将“右行直下”改为“左行横迤”。读者认为这不但会引起“多数人奇异”，而且这类改良有“媚外”的嫌疑。他们举出了《科学》杂志标新立异后的“不便”后果(《通信》，《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15日)。这封来信直到1918年6月才作答并发表。有趣的是，在陈独秀回答写给自己的信时，他将这个文字官司给了钱玄同，而自己好像是在踢皮球，只是回答了无关大局的问题。何以主编难以摆平这个纠缠于同仁和读者之间的“横竖”问题呢？

　　关于华文横式的讨论，陈独秀的态度完全是他一贯性情的例外。他曾自画像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的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陈独秀一改往日的爽快，他的踢皮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从钱玄同急于获得支持的紧追猛问和陈独秀的无奈回答中可以窥见一斑。1917年8月，就在钱玄同向鲁迅表达过自己一厢情愿的关于“左行横迤”的乐观后，他再度以公开信的形式促使主编以及同仁就范：“独秀先生：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钱玄同甚至说，我们算不得过激领先了。人家任鸿隽的《科学》以及教育部的《观象丛报》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