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后日本在中国的真实存在:国人对日心态矛盾

瞭望东方周刊

　　究竟有多少中国女人和资生堂发生过联系？这个数字无法统计
　　8月28日晚，北京万寿路的一家酒楼。

　　练习合气道的约30个中国青年，在这里送别日本老师石井义基。包括10岁的小孩子在内，每一个中国人都上去敬酒，还把京剧脸谱等礼物送给日本人。他们感谢老师一年来的执教。

　　55岁的石井是日本合气道平祥塾派来的老师，教学非常认真。他与中国学生一起擦地板，自己叠道服，这些，都不像一些中国老师——他们只要求学生做，而自己在一边看着。

　　石井眼眶红了，“今天最高兴。”他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

　　接替石井的新老师是27岁的汤浅，学电子工程的日本人，自愿辞去工作来华教合气道。他有些腼腆，但很快便与中国年轻人打打闹闹，孩子一般搂抱着翻滚在餐厅的地板上。

　　石井给每一个中国学生都照了相，印成明信片，在背面用汉字写上他一年来在中国的感受，一一发送给中国学生。中国人也很感动，与日本人拥抱，一遍又一遍。

　　在此刻，他们似乎忘记了一切。

　　“历史”是提得最多的一个词

　　但或许，忘却仅是此时此刻。记忆深处有一些东西，还蛇一样盘绕着。

　　6月5日下午3点半，太阳晒得人的皮肤有些痛。烈日下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参观者排着长龙在无语地移行。这个地方，记者11年前来过一次，11年过去了，时间好像没有走动。

　　记者右侧的一对老夫妇正在喝水。老婆婆对老爷爷说：“造孽哟，日本人造孽哟，杀了这么多人，太坏了。”

　　这种情绪已深浸在南京的血脉中。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日本带给这座古城更多的，是历史的痛苦记忆。

　　和11年前相比，大屠杀纪念馆里还多了一些旨在“强化记忆”的东西，比如进门处是一口大大的“警钟”，比如那条“历史证人的脚印”铺设而成的铜版路。大大小小的222个大屠杀幸存者脚印中，记者找到了印着“朱秀英”名字的那一双脚印。

　　大凡南京人都知道七家湾，据说这个地方是因为当年经过日军屠杀后，只剩下七家人而得名。朱秀英老人就住在这里的踹布坊。转了几个小巷子后，在公共厕所后面的一所平房里，记者找到了她。

　　尽管几十年过去了，那段经历从朱秀英的口里讲出来，似乎仍发生在昨天一样。“为了避难，我那时躲在一个亲戚家里，帮着看看小孩。有一天，我正在摇着摇篮里的孩子，突然进来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日本兵，他一边笑着一边把我往床上拖。”

　　这段经历，朱秀英原本没有对丈夫和孩子们说起，只是最近几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寻找幸存者时，家人才逐步知道这些内情。

　　中国文化部前部长、作家王蒙有很多日本朋友，也多次去过日本。他每次赴日，都会觉得“又亲切，又凄凉，又黯淡，又遥远，又严峻，又悲伤：以为早已过了，却原来仍然是心里的一个大疙瘩，也许还是一块病”。

　　“大疙瘩”不仅仅留在老人心里。南京人施小姐的祖父死于日本人刀下。她至今不买日货，不与日本人说话。另外一位南京人，做新闻工作的25岁小昭，在编辑涉日稿件时，每次都要自作主张加上一段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背景文字。

　　从未见过日本兵的34岁黄女士奇怪的是，有时会在梦中，被日本人追得喘不过气来，便惊醒了。而她七岁的儿子，有一天，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自己捉笔画出了日本兵被捉住、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图画。

　　“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不谈国事”

　　“我们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从来‘不谈国事’，因为我们知道双方都仇视对方，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仇恨日本人。”上海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职员陈巍表示。

　　“和日本人做生意，最难的就是质量的要求和把握，如我出口家具时，日本客户检查一个小茶几，会首先爬到茶几下面，看面板反面的油漆是否均匀、是否光亮。”上海日和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晓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1993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毕业后，就一直和日本人打交道。

　　高晓峰说，日本人总是把最好的商品提供给自己的国民，哪怕是一把用不了多久的梳子。

　　虽然只谈工作，但是冲突也时有发生，“仅仅因为中方人员对日方所谈技术不是很了解，日方就嘲笑中方人员是卖馒头的，什么都不懂。”日语翻译韩炜气愤地说。日语专业的他，毕业后就进入上海这家大型日资企业的技术部担任日语翻译。

　　韩炜说，由于中日双方在技术水平方面存在差距，中方对其中的一些技术知识不了解，技术交流不欢而散的情况十分多，日本人的不屑与蔑视十分常见，觉得很压抑的他后来跳到了另一家小日资公司。

　　在日本公司的人更要自强，要重视技术的学习，只有中国真正的强大起来，日本才会瞧得起中国。这是韩炜的体会。

　　日本人古屋敷久是一家在华日资企业的普通职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