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05-09-12 11: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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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
外蒙古一路的总指挥是徐树铮将军。
说起来，那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是面对国家大义，依然不乏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萨的看法，此人乃是周公谨一流，才堪顾曲，气度狭隘，而单论外蒙一事，乃真正有利于国家社稷。
徐颇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徐世昌被称为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到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呢？这就是北洋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题目。实际上，从一战爆发，中国政府就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
1919年，德国战败，中国政府将参战军改为西北边防军。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折布尊丹巴，蒙古活佛，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和苏联建立的“蒙古革命党”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仑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间乐，不思蜀”。思想蒙古民族的历史，对此人只有浩叹。他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意图首鼠两端，以为得利。因此，北京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 -- 可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 -- 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直取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参战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参见中华书局《徐铁珊公日记》）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如苏俄稍有缓遐，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团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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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和徐两个人都是国家栋梁，而且都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可惜不能相容。这是因为蒋百里和段琪瑞有宿仇，蒋在日本陆校第三期独占鳌头，从三百多名日本毕业生手中夺去日本天皇赐剑，日人引为奇耻大辱 （ 其实就算没有蒋百里，日本人也拿不了第一，第二名是中国另一名将：蔡锷 ）因此回国的时候极受重视。恰好此时，袁世凯对段开始跋扈作势不满，新归国的蒋百里意气风发，锐意革新，袁就按照蒋的意见办模范团，依次为基础改革北洋陆军。并借故罢免了段陆军部长的职务，大有用蒋代之的准备，那是段一生最为凄惶的时刻。
段徐一体，皖系上台后对蒋百里极为压制，使蒋准备通过模范团中心开花建设新式国防军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是，模范团却保留了下来，确实精锐，后来扩编为第9师。
中国难得有派兵出国露脸的机会，故段政府派了这支仪仗队式的部队出国，军容整齐哪有奇怪。至于战绩，苏俄忙于内战，不想和干涉军发生冲突，在远东只有游击队进行牵制。俄人素恨日人，常有零散日军小分队遭红党游击队消灭之事。红党和华军关系却不错，从无冲突，最多也是朝天放枪应付一下。所以华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损失，是以“战绩最好”。实际上，华军和苏俄红军相处可以说得上融洽，双方人员还常互相来往坐坐。
可是，后续的接应却久久不到，徐树铮将军奉命率军离开外蒙返回。一年后宋支队也只好后撤回国，虽然保障三江主权的基本目标达到，规复北方失地却无从谈起，留下的只有海军部队。林建章将军很奇怪，为什么后续部队迟迟不来呢？
原来，中国又闹内乱了。
三。板荡识忠臣 冰窖冻倭寇 -- 江防舰队与庙街事件 萨苏
1920年6月，直系发表为驱除徐氏、解散安福系而致边防军西北军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徐氏"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
真不明白收复外蒙属于同室操戈，而直系和皖系之争倒不算？！在国内政治压力下，总统徐世昌不得不将徐树铮免职下野，但直皖战争还是未能避免，结果段氏皖系大败；7月9日，段琪瑞下台，徐树铮遭通缉，逃入外国使馆。此时中国陷入军阀政客们的新一轮权力角逐，民族大局在他们个人和派系利益面前，变得微乎其微。
徐树铮部离开后不久，他留在库仑的一个旅（实为一个团）被俄国准军事部队击溃，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虽然张作霖派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击败巴尔扎布，维护了内蒙古东部各旗的主权，井岳秀轻骑草原，稳定内蒙古西部各王公，但外蒙终于在1949年正式独立。苏俄更赤裸裸地将唐努乌梁海吞并。
徐将军的一番功业，只是短暂的辉煌。
外蒙一路在胜利之后走向黯淡，西伯利亚方面却还远远没有到收尾。
林建章的部队着急，其实，比他们更着急的是中国海军奉命增援的陈世英，他的舰队应该乘热打铁很快赶去和林舰队会合，却迟迟不能开动。
1919年夏，虽然西伯利亚红军依然只有游击队，白俄参军已经自料不敌，大部从海上向南方撤逃。苏维埃政权即将建立确凿无疑。海容舰携载大部分官兵离开海参葳，和其他主要干涉国一起撤军。只有日军乘机在这里驻留了下来。
这个时候，陈世英的接应舰队还在如热锅蚂蚁一样研究怎样组成和北上呢。他的旗舰是原来属于长江舰队的江享号海防炮舰，其任务是建立一支中国政府的北方水上力量 -- 江防舰队，永久性驻扎黑龙江上。
这时，江防舰队的北上实际关系到了中国北部领土的完整，因为日本正对那里虎视眈眈，他们不但不肯撤兵，反而增兵。略谓：“日本处境，与美国不同。就俄国过激派现势观察，实足危及日本安全，故日政府决定增派五千补充队，驻防西伯利亚东端”
甚至日本二次宣言，谓：“西伯利亚的政局，影响波及满洲、朝鲜，危及日本侨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视满洲为朝鲜第二了！“必待满洲、朝鲜，脱除危险，日侨生命财产，可得安全，并由俄政府担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亚屯兵。”
中国政府在内乱之中，自知无力收复江北丧失领土，但依然针锋相对，决议克服困难，坚决派遣舰队北上。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抗议日本：“贵国关于西伯利亚撤退之时机，有满洲、朝鲜并称之名词，查朝鲜系与日合邦者，本国不应过问，而满洲系东三省，系吾国行省之一部，岂容有此连续之记载？实属蔑视吾国主权，特此抗议！”北京方面决定，由海军部派出王崇文为吉黑江防筹办处处长，并饬海军总司令，命令陈世英指挥调驶利绥、利捷、江亨、靖安等舰，由沪北往松、黑二江驻防。
至此，中国海军各舰统称辽吉黑江防舰队，生火待发，再次北上西伯利亚。
江防舰队包括旗舰江享号海防炮舰，浅水炮舰利捷，利绥，以及靖安号运输舰，因为利捷等舰为浅水炮舰，不耐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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