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给世界留下的遗产

“我们都是蠕虫，而我确信自己是一只萤火虫。”这是丘吉尔对自己的评价。当他在1965年1月24日以90岁高龄去世后，英国政府在伦敦举行了国葬，前来吊唁的人超过30万之多。当时的丘吉尔已跻身纳尔逊、威灵顿、格莱斯顿等英国历史伟大人物之列。而在近年BBC的最新调查中，他已经“击败”莎士比亚和纳尔逊勋爵，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英国人。
　　在英国历史中，也许很难有哪个人像丘吉尔一样，为了英国的利益而能屈能伸。在去 世40年后，丘吉尔为英国乃至世界留下了什么？尽管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为英国留下的显然远不止为他赢得最初声名的等身的著作

　　◎蔡伟

　　美国作家苏兹贝格就“二战”后的政治领袖为题曾写过一本书，名叫《平庸之辈的时代》。与他遥相呼应的是，美国著名新闻主持人汤姆·布罗考在诺曼底登陆40周年之际也前往法国采访，写出一本《最伟大的一代》。似乎几十年有一种普遍的认同，那就是“二战”时的一代是一种无法企及的高度。

　　对于往昔伟大胜利的怀念和伟大人物的敬仰往往会让小人物心潮澎湃，然而对于试图超越历史的领袖人物，前辈的声名也是一道令人沮丧的阴影。苏兹贝格的观点是:“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这一代中的哪一位会比温斯顿·丘吉尔做得更出色呢？”。就连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也特意将丘吉尔放在了第一位，因为“他以一生的智慧与勇气赢得了我无比的敬佩”。

　　“为什么与“二战”那一代相比，我们的领袖们看起来如此渺小？”对于这个近年来时常在西方被提及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在最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如果未来能有更多的秘密备忘录能够公开，布什和布莱尔的形象有一天也许会高大得多。吉尔伯特指出，即便是丘吉尔和罗斯福这样的人物，在他们的时代也是饱受争议和指责。这显然是事实。英国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查尔斯·狄尔克曾说，他所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人是19世纪末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几年后他补充道:“自那时以来，我所知虚荣心最强的还有温斯顿·丘吉尔。”

　　一个曾经广为流传的笑话似乎印证了他的话。据说在丘吉尔早年的小说《萨伏罗拉》问世50年之后，一次他走进下院的吸烟室，问身边一位新当选的议员:“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当然,”那位年轻的议员回答说。“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

　　即便是已经作为大英帝国的首相也是如此。在雅尔塔会谈过程中丘吉尔在约索波夫宫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曾举杯祝英王健康。虽然知道斯大林的做法出于友好和尊敬，丘吉尔在回忆录中的记述还是反映了他当时的不满:“对于这样的祝酒我是不满意的，因此我请莫洛托夫说明，以后逢到这种场合，斯大林只要祝‘三国元首’健康，他就可以避免尴尬了。”不但如此，他还马上还以颜色，“祝英王陛下，美国总统，苏联加里宁主席，三国的三位元首健康”。

　　不过丘吉尔最伟大的特质似乎与此正好相反。在他看来，“英国的伟大在于他的妥协精神”。他在哈罗中学读书时的经历似乎就表明他早已“认同”了这一点。在一次不慎将一位强壮小个子高年级同学推入泳池后，丘吉尔在道歉之余还说了些“我爸爸是个大人物，可也是个小个子”之类好听的话。大英帝国永恒的政策，就是避免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权国家。英国曾经联合多个国家反对拿破仑，丘吉尔同样能够在100年后联合法国反对德国称霸欧洲。

　　对于丘吉尔来说，妥协寻求的是结果不仅仅是姿态。当“一战”后陷于“光荣的孤立”的英国首相鲍德温在下院自我检讨对未来错误的估计时，丘吉尔嘲讽他“凭着天生的刚毅和诚实，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可惜没有使他的祖国摆脱困境”。对他而言，为了大英帝国的生存和利益，他不惜与苏联结盟，共同击退大英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德国。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当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前往英国与丘吉尔政府商讨有关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时，丘吉尔更为关心的是大英帝国在印度、中东的利益。他曾坦白对苏德的态度:“我希望看到德军葬身于坟墓之中，俄国躺在手术台上。”然而出于担心苏联在得不到英美援助的情况下，有可能如同1918年那样退出战争。这位精通历史的首相为了平息斯大林的愤怒，仍然飞往莫斯科，并成功地与苏联建立“通人情的接触”。“(以前的矛盾)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惟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根据以上的理由，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

　　不但是与过去的敌人，为了寻求支持，友谊也许要重新加热。当丘吉尔作为英国高级领导人访问美国时，当时尚未成名的罗斯福曾与他有过首次见面。此后两人在战时首次正式会面时，罗斯福曾由于丘吉尔对他们的首次见面缺乏印象而产生不快。不过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