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谜团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9.5%，尽管比去年同期低了0.2个百分点，但与今年一季度相比，还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

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核心数据的经济增速，似乎把中国经济定格在“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状态。

然而，喜人的数字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反差和诸多迷惑待解。



增长的悖论

就宏观经济而言，中国保持了积极向好的态势，1978~2004年平均增长率为9.4%，在所有转型国家中，这种近乎“奇迹”的经济增长绩效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而从微观主体来看，当前企业的产成品库存却节节攀升，经济效益不断下滑。

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95万家各种类型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8.5，分别比一季度和去年同期下降7.4点和3.0点。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信息则表明，上半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9.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2.5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59.3％，升幅比去年同期提高57.8个百分点，创下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7月中旬，银监会官员提出警示，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库存大量增加，效益普遍下滑，资金日趋紧张，因此银行业应当注意防范新出现的风险。人民银行8月4日发布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5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资源、能源约束的矛盾突出等老问题，同时还出现了部分行业利润下降、进口放缓、贸易摩擦升级等新问题。

微观层面上，如果一个企业持续亏损，那么它很可能是受生产效率低下所困；宏观层面上，如果资源不断流向这种企业，显然社会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当两种类型的低效率集中反映在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比例和呆坏账上，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结论显得匪夷所思：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无效率或效率很低的一个。

尽管2004年底，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和不良贷款率的双降指标完成了，但因为商业银行对于当年或短期不良贷款的下降拥有很大的操作余地，所以实际形势并不乐观。而截至2004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12.6万亿元，约占18.9万亿银行贷款的 66.7％。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债务因果链：国有企业欠银行（主要是国有银行），银行欠存款人（主要是居民储户）。大量不良贷款的堆积致使银行机构最终被迫“惜贷”。

毋庸置疑，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已经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尽管经济呈现较快增长，受益人却并不是那么多；而假如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又会身受经济停滞之害。这样的囚徒困境，不仅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政府的政策主张，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社会走向。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国家统计局也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

耐人寻味的是，1998~2002年间，我国GDP平均增长7.3%，而2003年猛增到9.3%，2004年达到9.5%，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反弹得这么快，失业率应该下降才对。但事实上，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节节攀升，而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等待消化。

应当说，增长与发展远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如果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牺牲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为代价，那么这种增长将因严重失衡而不具有可持续性。



增长的动力源何在

围绕当前和今后经济增速放缓与否的争论，归根结底，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究竟应当放在哪里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固有模式是：内向经济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速增长来拉动，外向经济以低价、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出口来拉动。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本国资源和环境质量，而且与诸多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几率加大，时至今日已经难以为继。

不可否认的是，投资依旧成为本轮经济增长中最主要的引擎，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50％。然而，令人堪忧的是，中国目前的资源状况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从根本上说，自2003年我国经济增速重上9%之后，资源已显得高度紧张。可以肯定地讲，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将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学者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间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这种模式所能产生的经济增长该发挥的基本上全发挥了。如果经济增长模式今后仍未实现转型，中国经济增长步伐放慢便不可避免。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对金融信贷的增长具有高度依赖性。改革之初的1978年，银行贷款余额只有1850亿元，27年后的2005年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达到19.9万亿元，年均增幅近20％。信贷的快速增长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而这又有赖于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吸收包括居民储蓄在内的存款资金，进而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