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第一次突然袭击：骇人听闻的中山舰事件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后，蒋介石的地位明显上升。这时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重要职务。与在广东的一些国民党领袖相比，从军事方面说，蒋介石比汪精卫强，拥有汪精卫所不具有的军事地位和实力；从政治方面说，蒋介石比李济深、程潜等人强，享 有李、程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响。野心谋求 权力，权力助长野心。这时蒋介石已经谋求到了相当大的权力，于是以这种既得权力为杠杆，谋求更大更多权力的野心，就急剧地增长了。
　　廖仲恺被刺后，牵涉该案的胡汉民、许崇智等老右派被排挤出广东。蒋介石认为，这时横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只有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了。于是他就处心积虑地阴谋策划，寻找机会要对革命开刀。

　　1926年2月，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偕谭平山暂离广州，去了北方。鲍的职务由另一名苏联顾问季山嘉代理。季山嘉对蒋介石的阴谋反共心理有所察觉，对蒋的独裁擅权行为也很不满，他竭力拉拢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对蒋介石进行抑制，这就加深了蒋介石的疑忌。蒋介石和季山嘉的关系越来越不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和右派骨干如王柏龄、伍朝枢、古应等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说苏联顾问和中共要“倒蒋”，广州市面上出现了称蒋介石为“新军阀”的传单，这无异是火上加油。本来，蒋介石早有反共的思想基础，这时，他以为有了可以利用来发动政变的借口。于是在1926年3月20日，他就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中山舰事件。这个事件是他尝试着对革命发动进攻的第一次突然袭击。

　　蒋介石为了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击，除了玩弄阴谋，蒙蔽群众，骗取支持以外，事先还作了各种相应的准备。戴季陶的反共理论为他进行分裂排共作了思想舆论的准备；同时他自己则大抓了组织方面的准备。这主要是，他利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与西山会议派作斗争的英雄，大捞政治资本，并且经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直接掌握国民党的领导权。他更利用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把军校作为结党营私之所。他利用军校内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把一些反动分子和右派学生安插在各个重要岗位上，特别是安插在武装部队中，以作为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急需调用的力量。如他把亲信王柏龄先是安插在黄埔军校作教授部主任，后又调任第二十师师长；把刘峙安排为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吴铁城为广州市公安局长；把他的把兄弟欧阳格安插为海军学校副校长；另一个把兄弟陈肇英则为虎门要塞司令等。这伙反动分子结成了一个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反动帮派，暗中进行反共分裂活动。此外，如前所述，蒋介石还在军校学生中组织反动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以与当时军校的革命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

　　1926年3月18日晚，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欧阳钟等三人，以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到广州文德路李之龙(时 为代理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住宅，传达一个所谓的命令，全文如下：“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 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三月十八日。”这是蒋介石精心设下的诬陷计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第一步。这就是：制造这么一个假命令，把中 山舰调出广州，开赴黄埔，以便为他们后来加给中山舰“异动”、 “发生不守纪律举动”、“接运俄械”、“要把校长骗上中山舰送到俄国去”等等罪名埋下伏线。因为中山舰如果不开到黄埔去，这些诬陷的罪名连表面上的“根据”都没有，也就不攻自破了。

　　李之龙接到这个命令后，随即通知了“中山”、“宝璧”两舰于三月十九日早晨开往黄埔。该日下午，中山舰开到黄埔，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回答说，不知道有什么任务。这就把蒋介石爪牙们编造的那个“命令”中所谓“顷接教育长电话”的谎言也戳穿了。这也是蒋介石派的阴谋，因为邓演达是反对蒋介石专横独裁的，他是国民党中比较坚定的左派。蒋介石爪牙造谣，把邓演达的“电话”和中山舰的“异动”联系在一起，玩的是一箭双雕的把戏，目的是通过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也准备打击邓演达、打击国民党左派。

　　中山舰在黄埔没有任务，当天下午就返回广州。这时蒋介石的爪牙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认为时机已到，即开始了诬陷阴谋的第二步： 大放谣言。他们说：“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共产派谋倒蒋、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等。几乎就在这同时，蒋介石即开始借机大举逮捕共产党人。20日午夜前3点，也就是19日深夜， 蒋介石秘密命令陈肇英、欧阳格到文德路逮捕李之龙，派兵占领中山舰并解除其武装；命令刘峙率部队包围东园内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命令吴铁城率公安部队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以及全市的共产党机关；命令缪斌将第二师各级左派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共四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