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学习之《中国建筑史》--梁思成（十四）

后 记
一九三九年中央博物院聘请梁思成先生任中国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二年梁思成开始着手编写这本《中国建筑史》，于一九四四年完成。这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由于抗日战争时期财力物力上的极端困难，加上本书的图片较多，因此难上加难，出版的事只能暂时搁置了起来。
五十年代初期，高教出版社曾因教学工作的迫切需要，征求梁思成的意见准备出版该书，但梁思成考虑到该书是一九四九年前完成的，有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该书重新审读修改，因此不同意出版。但为了应急起见，同意以油印方式先印发五十册，仅供给各高校有关教师教学参考。
一九四九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最初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接着是三反五反、肃反、整风反右运动。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建筑界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开展了批判。这对梁思成的触动，可想而知。使他在学术问题上多少产生过一些彷徨。同时也认识到该书的修改，不是那么简单，有些问题尚待重新认识。加上繁重的社会工作，他也就一直没有时间对这本书再作详细的修改。
一九五九年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邀请国内各有关单位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建筑三史编辑会议，拟组织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史》。会议决定先编一本简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由梁思成、刘敦桢等三十一位知名学者，组成了编辑领导小组。
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先后完成了六稿，梁思成、刘敦桢、汪季奇、袁镜身、乔匀等五人，对第六稿作了整理和审定。此后又于一九六三年完成第七稿，一九六四年完成第八稿（即建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七、八两稿的工作梁思成就参加的不多了。
梁思成虽是一个建筑史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这是他与其他建筑史学者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建筑史并非史料的堆砌。应首先注意各时期的建筑思想；建筑史所研究的问题，不仅仅是介绍各历史时期建筑风格的特征，还要了解建筑是如何演变？受什么因素制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等一系列本体问题。只有深刻地了解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因此他深感一九四四年完成的这本《中国建筑史》有很大的不足，他准备重写一本《中国建筑史》。他曾对他的学生说：“有些同学对建筑史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搞建筑史的都是些老头，这是不对的，搞建筑史的人绝不能是那些老学究。建筑史今天真正需要的人才，是要很活跃的，有充沛的体力，会动脑子，有研究才能，能把问题搞清楚的人，绝不是等别人把一件古董摆在你面前，让你坐在那儿，慢慢地去品味它。不是这样的，建筑是文化的记录，研究建筑史的人，要能敏锐地区别时代的艺术特点，能感到历史的步伐。”
可惜人们没有给他时间去完成他一心要重写的建筑史，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今天我们只好将半个世纪前的这本建筑史奉献给读者，我相信会有人去完成梁思成的遗愿的。
林洙
一九九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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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虽以欧式建筑为点缀，各地教会虽建立教堂，然洋式建筑之风至清中叶犹未盛。自清末季，外侮凌夷，民气沮丧，国人鄙视国粹，万事以洋式为尚，其影响遂立即反映于建筑。凡公私营造，莫不趋向洋式。然在当时外人之执营造业者率多匠商之流，对于其自身文化鲜有认识，曾经建筑艺术训练者更乏其人。故清末洋式之输入实先见其渣滓。然数十年间正式之建筑师亦渐创造于上海租界，洎乎后代，略有佳作。
清宣统间，建大理院于北京，规模宏大，为文艺复兴式虽非精作，材料尤非佳选，然尚不失规矩准绳，可称为我国政府近代从事营建之始。至如参谋本部，财政部等官署，皆约略同时者也。
民国初年，北京正阳门瓮城之拆除，两侧增辟门洞，但保存箭楼，作为纪念建筑，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其事，由瑞典建筑师史达克（Stark）设计监工，颇费慎思，为市政上一新献。
至国人留学欧美，归国从事建筑业者，贝寿同实为之先驱，北京大陆银行为其所设计。欧美同学会则就石达子庙重修改造，保留东方建筑之美者也。民国十一二年顷，关颂声自美国归来，组织基泰工程公司，建树于津沪颇多。其后留学生中学习建筑者渐众。然在此时，欧美建筑师之在华者已渐着意我国固有建筑之美德，而开始以中国建筑之部分应用于近代建筑，如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成都华西大学，皆其重要者也。然而此数处建筑中，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协和医学院与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至如燕京大学，则颇能表现我国建筑之特征，其建筑师Murphy，以外人而臻此，亦堪称道；然其所作南京阵亡将士纪念塔，则比例瘦弱，细节纤靡，而立塔地位未能选置高耸之处，而幽处山怀，亦其缺点也。
国民政府成立以竞选方式征求孙中山陵墓图样，建于南京紫金山，中选人吕彦直，于山坡以石级前导，以达墓堂。墓堂前为祭堂，其后为墓室。祭堂四角挟以石墩，而屋顶及门部则为中国式。祭堂之后，墓室上作圆顶，为纯粹西式作风。故中山陵墓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以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第190图）。
自此以后，南京新都建设中，创作颇多。范文照、赵深设计之铁道部已表示对于中国建筑方法与精神有进一步之了解。杨廷宝之中央医院与赵深之外交部，均以欧式体干，而缀以中国意趣之雕饰，能使和谐合用，为我国实用建筑别辟途径。至若徐敬直、李惠伯之中央博物馆，乃能以辽、宋形式，托身于现代结构，颇为简单合理，亦中国现代化建筑中之重要实例也（第191图）。
在现代式建筑方面，如李惠伯之南京农业试验所，童寯之上海大戏院，梁思成之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均平素去雕饰，而纯于立体及表面之比例、布置之权衡上发挥其图案效果。陆谦受各地之中国银行有其一贯之风格，谨严素雅，不陷俗套。
在市政设计方面，南京原有全部首都计划，惜未能实行，而各部院各行其是，故各个建筑虽有其独到之优点，然就全市言，乃毫无联系，漫无组织，不唯财力浩费，抑在行政效率上，亦因而受其影响，是可惜也。
上海市中心区董大酉设计，乃能在同一计划之下逐步完成，虽规模较小于南京甚远，然因能按部实现，故能呈现雄伟之气概。使南京亦以整个计划设施，则其气概之雄伟又将何如？
在古建筑之修葺方面，刘敦桢、卢树森之重修南京栖霞寺塔，实开我修理古建筑之新纪元。北京故都文物之整理，由基泰工程司杨廷宝与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梁思成等共负设计之责，曾修葺天坛、国子监、玉泉山、各牌楼、五塔寺等处古建筑。计划而未实现重修者如曲阜孔庙，曾一度拟修，由梁思成计划。此外如杭州六和塔，赵县大石桥，登封观星台，长安小雁塔等等，皆曾付托中国营造学社计划，皆为战事骤起，未克实现。梁思成、莫宗江设计之南昌滕王阁（第192 图）则为推想古代原状重建之尝试计划也。
在中国建筑之研究上，朱启钤、周诒春于民国十七年创立中国营造学社，纠集同志，从事研究已十余年于兹。其研究之结果，将来无论在古物之保存上，或在新建筑之产生上，或均能于民族精神之表现有重大之影响也（第193—197图）。

梁思成

1944年于四川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