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建筑中的后现代主义及其他

再论建筑中的后现代主义及其他

贺承军

　　八九年初季，我返回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读书。秋霜未结，一种荒诞的语境中的忧愁，却带着比霜天更重的寒意袭击着我。八十年代近十年的读书热，就要在复杂的社会政治中结出一个不如意的歪茄子，心境一下子变得"后现代"了。

　　"后现代"包容了反讽、自我嘲讽、颠倒黑白、艺术的指鹿为马、堂皇展厅的大便器、真裸体艺术、美术馆枪击、街头妓女在电视上做秀、商业繁荣、混杂着大量广告的街道、俚语俗语大流行、建筑上噱头与装饰符号并举，等等。总而言之，倘若定义"现代性"提倡着个性、天才、独创、精英、真理、制度、纯洁统一、高雅之类概念的话，"后现代"似乎就是提倡与之相反的东西：平庸、混乱、市井，这些东西有何不好？

　　在中国的建筑界，在赶世界文化时髦方面，几乎总是潮落滩头时方露出几方礁岩，唯独在引介"后现代"时几乎独占潮头。八十年代初，建筑界就出现了译介"后现代"建筑艺术的文章，到八三年，以清华大学吴焕加教授和同济大学的罗小未教授的同时刊登于《世界建筑》杂志的两篇长文，以及《世界建筑》主编曾昭奋先生为"后现代"概念的流布所作的努力，显示出建筑理论界对于"后现代"的较成熟而完整的把握。八九年我就读于吴焕加先生门下，先生即嘱我翻译美国建筑师兼理论家罗伯特·范裘里（也作文丘里或凡丘里）的名著《向拉斯维加斯学习》。有意思的是，中国去美的访问学者很少有人去过或知道拉斯维加斯，但大大小小的行政长官们去美观光，大多去过拉斯维加斯，甚至小赌一把。我的翻译作为练习，持续了半年，到九0年春季即译出初稿。

　　在翻译过程中，感到了范裘里先生对于建筑的理解，与我自己的理解有极大的冲突。可以说，在中国学建筑的学生，所接受的建筑思想和技巧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之中：（一）建筑的委托业务应该来自趣味高雅的国王、总统或地方长官；（二）建筑应该是属于不惜成本、造价高昂的纪念碑式建筑或大型公共建筑，比如国家歌剧院、音乐厅、展览馆、体育馆之类，绝对可以激发建筑师的创造力；（三）城市应该处于独裁统治者之下，街道整齐、主干道开阔，而且人们还应该笑逐颜开，欢欣鼓舞；（四）建筑师的地位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五）建筑师的理想是规划设计出一座象古希腊的雅典卫城、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路易十四的巴黎和伊丽莎白的伦敦那样的不朽城市，或者象巴黎圣母院、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埃及金字塔之类的不朽建筑。可是现实并不如建筑系学生的意，他们在社会上将遇不上国王或总统，或者即使遇上，发现对方的趣味极为低俗。建筑师们倒是遇到了不少具有王者气派的商人、科长、厅长和省长，这些"伟大"的业主们希望将古今中外的建筑遗产全数在自己的辖区内再现出来，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想把古今中外的所有美女集中在自己的花园里。于是乎，"欧陆风格"、"皇家气派"之类建筑和关于建筑项目的词汇粉墨登场。面对这样的业主、这样的嘱咐，建筑师们一方面感到啼笑皆非，一方面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现代"的反讽和玩世不恭去应付，甚至还可以积极一点，通过迎合商人和长官们的低俗趣味而大赚其钱。

　　于是乎，我们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见到了大大小小的世界名建筑缩微景园，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迪斯尼式的梦幻。以至于北京某些年轻的文科教授大吹特吹的当代世界一体化的特征，除了中国的白领们关心莱温斯基裙子上的精液之外，还有埃菲尔铁塔和白宫的缩微品在中国城市中的四处耸立。"后现代"如此廉价地在中国蔓延。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包括暴力与血腥）持续地成为中国公民的关注对象，而中国自己的阴暗面却总是在正面的阳光掩饰之下，这种情状，是一点都不"后现代"的。我们是处在一种"前现代"的情境中，谈论着"后现代"的幻景。

　　中国的建筑界热热闹闹地"后现代"，"后"了二十年，世界建筑史上的珍品几乎无一遗漏地复制出来了，可是，仍然没有一件象样的本土建筑作品可以进入世界建筑史。罗伯特·范裘里先生的几件"后现代"作品，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世界建筑的名作，他们宣扬的"后现代"建筑思想终究不是无所用心的玩闹而已。

　　受到吴焕加先生的鼓励，我将《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译稿交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那是九一年初的事。出版社答应出书，那时尚可未经版权许可而盗印。我辛辛苦苦将图片和其他资料均准备好，可是出版社似乎看不到这本名著的销售前景，迟迟未能付印。到了九六年，我已博士毕业，台湾的田园城市文化出版公司很热心地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建筑：现代性、反现代性与形而上学》，一本大而空的概念理论书，除了其中个别章节据说成为当代中国建筑批评的较好篇章之外，似乎乏善可陈。田园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