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中美关系史，你相信吗？

美国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准确的时间是1784年。
1784年8月28日，13响礼炮（代表美国当时13个州）在广州黄埔古港的上空轰鸣，一艘360吨重，命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帆船，满载着货物，在历经188天艰辛航程后从美国纽约来到广州，徐徐停泊在黄埔村。正是这艘当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木制帆船，开辟了中美关系的纪元。
美国人为自己自由、民主的制度自豪，也希望将这种自豪与别国分享，让他们心服口服。所以，１９世纪美国的传教士一方面希望用基督教拯救中国灵魂，一厢情愿地向中国人灌输教育、卫生、商业理念。他们还创办了协和医院，退还庚子赔款建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现在的清华大学）……而中国人对美国的心态却与对方迥异。一个长期处于世界中央的帝国在最近两百年突然沦落得如此窝囊。不管欧洲还是美国，中国人内心深觉这种接触是对方强加的，带有强烈的侮辱性。中国人无法区分美英法俄德等，因为他们都长着同样的一副面孔。２０世纪前半叶，大批留美归来的中国知识精英缓和了这种误解。１９１９年，蔡元培、胡适等中国知识领袖甚至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人道表现而欢呼，这位理想主义色彩甚浓的学者总统建议，将青岛等德国管辖区交还中国。二战期间，由于有了共同的敌人日本，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本能地拉近了。４０年代，美国新闻界对中国充满兴趣。不管是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还是《纽约客》与《时代》驻中国记者发回的报道都引起了美国人极大的关注。
“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这个论点长期以来在史界占据主导位置，似乎已经天经地义无须探讨。可是后来发现，我们对此没有任何严肃的证据。所谓帮助国民党运兵的问题，现在看来那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美国作为抗日的盟国，帮助中国政府军能够迅速抵达日本占领地区而已。把这作为帮助国民党打内战，是说不过去的。何况，美国当时的态度，只要是中国军队他都会帮助运输的。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就是搭乘美军若干只登陆舰，在短短几天就从广东到达了山东。而且，1945年8月25日，同样是美国军用飞机，将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肖克、罗瑞卿、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傅秋涛、王近山、聂鹤亭、邓克明、张际春、滕代远、刘澜涛、郑维山等从延安紧急空运到前线指挥部。只需看一下，这批中共将领中，除邓小平之外，包括十大元帅中的四个、十大将中也是四个。基本上包罗了中共抢占东北、华东、华北的全部指挥核心人员。如果他们靠走路回到自己的地盘，需要跨越封锁线、敌占区和漫长的崇山峻岭，至少要两个月！毛泽东在获知这批大将平安到达后，立即复电蒋介石，次日即赴重庆谈判。可见这次空运是何等重要！
我们查找历史资料发现，在1941年以前，美国政府关心的只是整个中国对日本战争进展情况，对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没有关心的迹象。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可以说是破天荒地首次对中国内政表示了干预性意见。而这首次干预，竟然是以替中共说话为标志的。
　　我们看到，并不是美国介入导致国共内战。相反，在美国介入之前，国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而且，彻底决裂大打一场也已迫在眉睫。内战局面已见端倪。鉴于当时中共事实上处于弱势，于是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实际对共产党有利。
　　1941年2月14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专门会见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此为美国高官与中共的首次接触，事情本身和选择的时机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不会听任国民党用武力对付中国共产党。
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便采取对中共有利的逼蒋态度并非偶然，罗斯福刚刚竞选胜利，在他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美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期待着出现一个建立在人类四项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普天之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第二，普天之下人人都有以各自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第三，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用一种经济上的协议来保证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过上健康的和平的生活。第四，普天之下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通俗些说，就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彻底裁减军备，使任何国家永远都不能够对邻国做出任何武装侵略的行动。”
　　在这个基本国策的指导下，美国在3月通过了租借法案，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赫尔国务卿拒绝日本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领土行使权力和停止援助中国的外交建议，反而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并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7月22日美国终止对日全部谈判；26日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2日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同日英、荷也禁止向日本输出铜、黄麻、生铁、镍、钴等物资；7日美、英、荷进一步冻结日本资产。这一系列严厉措施使日本难以忍受，特别是石油的禁运。26日赫尔国务卿致日本备忘录（最后通牒），不仅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还要求日本与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美国的态度终于使日本不能忍受，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