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05-08-17 11:05:17
来自：站务休闲/闲聊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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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发表“终战诏”。这是近1亿日本人第一次从广播中听到裕仁的声音。这声音柔和但却苍白。裕仁的广播讲话意味着自1864年以来陷入疯狂对外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战争心理第一次崩溃了，也意味着日本政府正式接受同盟国在7月28 日所提出的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对于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侵略军进行长期艰苦卓绝抗战的近12亿军民来说，战争结束了，和平终于来临。
今天，当全世界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之际，有一个声音却依然还在亚洲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心头回荡：战争真的远去了吗？
战争为什么会爆发？
在人类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无论是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国内政治的继续”还是拿破仑所说的“战争是英雄的事业”，这些广为流传的描述战争的经典语言似乎都在给我们诠释战争的意义。公元前9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斯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曾总结过这场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生死之战的原因。在他的笔下，战争的原因是因为“强者总是要去做他认为自己强而要去做的事情；而弱者总是以为自己弱而不得不去改变什么”。现实主义的学者认为，修昔底斯道出了那个时代战争的逻辑：因为强者想更强，而弱者除了无奈地去面对强者随时可能施加的战争行动时，如何通过战争击败强者、而让自己改变弱者的地位，是历史要求他们做出的自然选择。
“修昔底斯定律”在随后2000多年的人类历史上是我们可以用以解释战争现象为什么频频发生的铁律。无论是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还是古罗马帝国所进行的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洲际战争，无论是英法等国近代史上绵绵不绝的欧洲争夺、还是美欧日等西方列强大肆进行的海外殖民战争，战争成为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最突出的话题。到了20世纪，战争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手段上，都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以及西方列强对财富、权力与威望的贪欲而变得越发不可收拾。1914-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21年后的1939年，德意日法西斯就把国际社会再度拉入了更为残酷和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看来，战争并不是简单的国家间“强”、“弱”的差别和想要改变这种差别而自动产生的现象。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人类研究和反思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科学— —已经得出了结论，战争之所以难以抑制地爆发，一是因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难以形成一种公共权威来阻止战争。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因而变成了“强者即公理”的强权主导的世界。就像当年日本为什么要发动“九一八事件”占领中国东北，随后又在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对中国野蛮的战争行为并没有得到当时标榜“集体安全”的国际联盟的有效干预，而其他的西方大国对日本的侵略则更是明哲保身、袖手旁观；世界在目睹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时，在西方列强中还没有彻底泯灭的道义情感，充其量只是反战力量的呼吁和零星的“飞虎队”式的杯水车薪般的帮助，尽管我们对这样的援助永远心存感激。
二是因为国家间利益的争夺。由于世界是无政府状态的，人类的利益被局限在各个国家的范围之内，利益的争夺就变成了国家为单位的对财富和权力的难以妥协与调和的竞争，国家利益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自私和相互排斥的。而国家是暴力的机器，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各种自我认同寄居的殿堂。当外在和内在的原因让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被极端主义所攫取的时候，国家间利益的争夺就会演化成为以民族和国家为单位的疯狂的冲突。一战结束后，德国民众认为他们在凡尔赛和约中受到了极大的不公正对待，而法国的军事干预、国内经济的动荡和各种激进思想的激荡，让一战后的德国人都变成了凡尔赛秩序的仇恨者。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就是靠这股仇恨挟持了历来以理性著称的德意志民族，让他们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和疯狂的对外侵略时，竟然相信这是在为国家的“生存空间”而战。
三是人的本性是自私、贪婪和好战的。不管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去看待人性，我们相信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去约束和克制人内在的贪欲和自以为是的话，蔑视人类理性和道义立场的战争就常常会被当成是实现国家强大的梦想，会被当成是效忠某种“理想”的“神圣行为”。当年日本法西斯在侵略中国时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不禁想问，当年侵略者的人性哪里去了？历史的回答是：当日本侵略军为日本军国主义而疯狂的时候，他们只对日本人自己讲人性，而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受害国来说，显露的只有“兽性”。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战争常常泯灭人性。
二战的爆发：和平为什么如此脆弱？
著名的英国政治学家E·H·卡尔在1939年总结为什么短短20年欧洲和世界再度堕入二战漩涡时曾痛心地指出，这是因为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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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我来说两句 抢板凳二战结束60年了。虽然这60年中世界并不太平，各种暴力冲突和战争依然在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文明，但大国战争已然远去。人类能够在这60年间没有再度身历悲惨的新的世界大战，是因为我们至今依然生活在60年前我们赢得的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光辉之中。
二战的结束，让国际社会痛定思痛。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在欧亚大陆的肆虐，制造了一幅幅惨绝人寰的场景：南京大屠杀、处死犹太人的焚化炉、成吨的死者的头发和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些事件玷污了人类的良心，也永远在拷问人类的良知。此外，不仅二战的战争规模和破坏能力达到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规模，二战期间人类军事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例如核武器的产生和发展，已然揭示了战争前所未有的文明悖论：如果新的世界大战再度爆发，人类将可能无法从战争的摧残中恢复。二战一方面野蛮地将人类的人性逼到了道德的死角；另一方面，为了赢得战争而激发起的人类的巨大创造力，更让世界的文明开始面临“末日的审判”。
1945年6月25日联合国宪章签署并得到颁布。宪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重申基本人权及价值尊严”，将保护国际和平、保障人权与自由、促进国家合作列为联合国三大宗旨。这60年来，国际关系从二战中孕育和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因素得到了发展，成为了维护今天国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
首先，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体系崩溃了，帝国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政策在全球退潮。虽然强权政治并没有得到根本铲除，但国际关系的性质与内容在战后时代已经与二战前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民族自决旗帜的号召下，不仅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世界政治力量的多元格局建立并得到了发展，而且，传统列强在战后民主制度的发展，也大大弱化了强权政治的国内动因。
其次，在结束了全球殖民体系的基础上，自由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虽然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并不能完全保障国际和平，但至少大大降低了为争夺资源、市场而使国家间冲突和竞争恶化、升级的可能性。经济的繁荣和自由竞争机制的建立，是使得世界珍惜和平的重要基础。
第三，各种层次、各种议题、各种形式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制的普遍建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在国际经济、社会和道义领域形成了“全球治理“的基本格局。虽然联合国的作用和改革存在着各种争议，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地位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拥护和支持。国际关系在克服个体国家利益对峙与冲突、协调和发展各国共同利益的道路上取得了积极进展。
第四，各种国际规范和规则逐步深入人心，对国家行为的社会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虽然这些国际规范和规则还难以决定性地影响国家行为，至少权力与道义的结合开始得到加强，维护和平与发展、促进人权与自由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在这一前提下，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能力在进一步增强。全球发展议程、和平议程、环境保障议程、人类安全议程等等新课题、新挑战，成为了进一步促进国家合作、增进国际共同体进步的重要努力方向。二战以前那种无序的、分割状的国际现实已经被全球网络状的合作与互动方式所取代。
第五，冷战时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战争规律，大国间战争的合理性在人类理性和生存压力面前已经被基本排除。为此，有的学者曾乐观地提出，1945年8月6日和9 日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已经彻底结束了大国间的世界级战争。
二战在让人类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用战后60年的世界和平回报了人类。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次人类的巨大灾难无不以人类的巨大进步为补偿”。
世界和平尚没有摆脱其脆弱的本质
尽管如此，在二战结束60年之后，我们展望未来，不能不说世界和平的脆弱本质并没有完全改变。如果我们无法继续遏制人性的贪欲与有效地协调各种国际冲突，和平依然会与今天的世界渐行渐远。
人性的话题是国际关系中永远不会结束的争论。国际关系中基于人性的立场往往是对历史的态度、责任和对权力的认识与追求方式。今天的世界和二战前相比已然“换了人间”，但人性的多样性没有改变，人性中善与恶、自私与公理、贪婪与自律之间的较量永远不会结束。而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恰恰是由这种多样化的人来掌控和行使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什么样的人在掌握什么样的权力的问题永远保持清醒和警觉。与此同时，国际关系是权力系统的本质没有变， “强者”与“弱者”将永远“对话”下去的“修昔底斯定律”还在延续。因此，我们看到，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依然还在威胁着人类安全；日本继续在靖国神社的问题上拒绝中国、韩国等亚洲受害国的正义要求；日本极右势力代表石原慎太郎不仅在继续用种族主义的观点蔑视中国，甚至还狂妄地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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