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美联社记者当了志愿军俘虏

美联社记者被俘
　　1951年2月上旬，设在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军官大队，来了一批美军战俘。他们当中，有一位头戴长檐军便帽，身穿墨绿色长夹克衫的军官。此人约50岁年纪，满脸皱纹。他叫弗兰克·诺尔，是美联社的摄影记者。他是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不久被俘的。当时，他跟随的美军陆战第一师的先头部队，在东线长津湖一带与志愿军作战。被俘时，他独自驾驶一辆吉普车，携带全套摄影器材，身着戎装，佩带上尉军衔，腰间挂着手枪。这名特别的俘虏，引起了训练处管理人员的注意。

　　在接触过程中管理人员发现，诺尔性格内向，不善言谈。找他谈话时，问一句他答一句，并且不断强调自己是一位普通的摄影记者，与现役军人不同，应将他交给美国。对此，训练处军官大队政委丁山找他谈话，严肃而又温和地告诉他：“我们并不是用请柬邀请你来的，而是经过激烈的战斗把你俘虏过来的。当时你身穿军装，佩带上尉军衔，并携带武器，证明你不是一般平民。你的行为不是在为朝鲜人民服务，而是在为美国侵略者服务。”

　　此后，管理人员经常耐心地开导他，给他讲解这场战争的性质，讲解志愿军的俘虏政策，这使诺尔的态度渐渐发生了转变。特别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俘营生活后，他亲身感受到了志愿军对俘虏的优待。后来，他写了一篇短文，称赞志愿军的人道主义待遇。他写道：“中国人慷慨宽大，态度公正，在平时充足供应的份额之外，常供应各种食品。对各国战俘都一视同仁，对基督徒、天主教徒、穆斯林都一样。战俘们的生活待遇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标准。”

　　诺尔为战俘拍照片

　　诺尔当了俘虏以后，仍然念念不忘摄影工作。一天，他向训练处提出，要为战俘拍摄照片，寄回家中，以消除战俘家人们焦虑的心情。

　　对诺尔的请求，训练处领导研究后认为，战争爆发以来，美英等国经常在俘虏问题上大做文章，诬蔑志愿军虐待俘虏。如果让美联社摄影记者亲自拍一些照片，寄回美国发表，无疑会对戳穿美国的谎言起到很大的作用。于是他们征得上级部门的同意，答应了诺尔的要求。

　　但照片通过什么渠道发往美国，却是一个难题。此时，恰逢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法国《今晚报》记者贝却敌在战俘营采访，训练处领导便委托他们与美国方面联系。两位记者欣然承诺，等回到开城、板门店后立即操办此事。

　　1951年圣诞节前夕，美联社东京分社的4名记者，正在商量给诺尔送些什么样的礼物———他们都是诺尔的老同事，亲切地称诺尔为“老爸”。

　　“寄些香烟怎么样？”“来点罐头食品好吗？”“战俘营里冷，最好送瓶威士忌去！”大家纷纷出主意。图片编辑迈克斯·迪斯福手中摆弄着照相机，开玩笑地说：“送架照相机去怎么样？”这句不经意的话提醒了所有人。大家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诺尔能拍摄战俘营的照片，美联社岂不有了独家新闻？

　　几天后，两名美联社记者赴板门店采访停战谈判会议，刚好遇到了魏宁顿、贝却敌以及《大公报》记者朱启平，他们向魏宁顿等人提出让诺尔拍照的想法。魏宁顿此时也正在寻找机会与美方沟通，没想到美联社记者找上门来了，于是将志愿军方面的意见告诉了他们。随后，魏宁顿等人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以及中方的李克农和乔冠华。他们认为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表示将为诺尔提供方便。

　　诺尔十分高兴，美联社的记者们也欣喜若狂，迪斯福甚至手舞足蹈。他们很快准备了一个新闻镜箱和一些胶卷，通过中方转交给诺尔。为了不惊动与美联社竞争的其他通讯社，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他们风趣地把这一行动叫做“老爸圣诞节行动”。后来，合众社的同行听说了此事，羡慕不已。他们开玩笑地说：“让我们也派个记者到那边当俘虏该有多好啊！”

　　来自战俘营的独家报道

　　诺尔被直接编入志愿军摄影组———该组有3个人，除了诺尔以外，还有训练处新闻科管摄影的江宁生和另外一名志愿军干部。在以后的一年多里，他们的足迹遍及鸭绿江畔的各个战俘营。1952年1月24日，诺尔拍摄的7幅照片，通过美联社东京分社发往美国。第二天，美国的主要报纸以大幅版面刊登了这些照片，引起轰动。有些报纸甚至还以“美联社摄影记者在铁幕后拍到的独一无二的照片”、“‘老爸’诺尔获得成功”等标题，报道照片的来龙去脉。诺尔一夜之间成了美国的名人。

　　此后，诺尔拍摄的许多照片在美国和英国的报纸上刊发。这些照片包括体育比赛、文娱活动、田间劳动、文化学习等。诺尔本人也成了战俘们经常盼望的人。他每到一地，战俘们都纷纷围上来，争先恐后地要求他拍照，并将家信和剪报拿给他看。有一个战俘的女朋友在来信中说：“你穿的那件中国式的服装很帅……”有一个战俘的父母还专门写信，让儿子转达他们对诺尔和战俘营管理人员的谢意。

　　诺尔在当战俘期间，共拍摄了几百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