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牛奶的强盗——评国企改革

　　 2004年的8月是一个相当平庸的夏天的尾声，报纸媒体都在为缺少吸引眼球的头条新闻发愁。然而，这个夏天也许将因为互联网上迅速蔓延的大讨论而载入史册。这次大讨论就是由“郎咸平事件”引发的国企改革大讨论。8月9日，郎咸平炮轰格林科尔董事长顾雏军，指责后者在“国退民进”过程中洗劫巨额财富，进而指出在中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必要停止目前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以防止一些企业家打着所有人缺位的口号，合法侵吞国有资产。顾雏军则以一纸诉讼要将郎咸平告上法庭。一石激起千层浪，无数的网民利用网络表达自己的观点，热烈支持郎咸平，揭露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黑幕。而“主流经济学家”如张维迎、周其仁等和民营企业家、国企高层管理者一起保持难堪的低调，陆续进行辩解和反击。从郎咸平事件开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学者和专家卷入了国企改革的大讨论，以左大培、杨帆等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明显占据了上风，引起国资委的高度重视，紧急叫停MBO（管理层收购）。
　　 郎咸平事件及其后的国企改革大讨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向世人发出了强烈的信号：现在是到了全面反思国企改革乃至改革、开放、发展观的时候了！长期被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主导话语权和价值观的经济改革和媒体舆论，第一次被非主流的“新左派”学者及互联网的声音压倒。国企改革中触目惊心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掩饰，也无法回避一个沉重的话题：国企改革走向何方？
　　 我们曾被告知，国企改革免不了阵痛，改革总要牺牲一部分人利益，成就一部分人利益。阵痛？多么美妙的词汇啊！它让我们想起了孕妇分娩，虽然有阵阵痛楚，然而却充满希望，预示着新生。于是我们忍受了，忍受了二十多年的阵痛，然而我们看到什么？工人大量下岗，国企纷纷倒闭、贱卖，官僚腐败，少数人一夜暴富，无数国有资产流入深不可测的黑洞。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大山临盆》，说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屋倒塌，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结果生出来的却是一只耗子。国企改革改成这样，岂不是极大的讽刺？
　　 当然，有人会打官腔说，国企改革总体是好的，有问题的只是支流，末节。还有人会争辩说国企蒸蒸日上，举出海尔，联想，中石油的例子，仿佛出问题的只是少数无足轻重的小企业。主流经济学家在改革之初嘲笑这种庸俗的言论，可到现在不得求救于这种护身符了，特别是厉以宁、张维迎等“北大经济学派”当年极力鼓吹“私有化”进程，如今面对严重的后果，他们不敢承认了，玩起文字游戏，美其名曰“新公有化”，落了个“做贼心虚”的笑柄。
　　 倒是张五常从一而终，几十年鼓吹赤裸裸的私有化，面不改色心不跳。他大力宣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大陆有着为数众多的信徒，深得民营企业家和一些国企高层管理者的赏识，其过激的言论正是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其实，不管有没有“新自由主义”学者在后面摇旗呐喊，国企私有化还是明目张胆地进行了，令人震惊的是，在这场“国退民进的盛宴”中，大量的掠夺和侵吞都是合法的，其贪婪和野蛮，连台湾出生、求学于美国，生活于香港的学者（按照传统观念，是最正宗的资产阶级学者，然而有些自由主义者居然说他是极左派！）都看不过去了，强烈呼吁重新国有化。
　　 曾几何时，我们极端反感国有化和公有制，热烈地向往“自由、繁荣、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嘴里不说，可干的却是这样的事。可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在造就高速GDP的同时，也催生了私有化进程，私营经济（现在叫“民营经济”很不准确，既然没了“国营经济”，何来“民营”一说？）三分天下有其一，而且越来越重要，地位也越来越尊贵。私有化进程伴随着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日益严重，下岗工人、农民工、广大农民成了弱势群体，逐渐丧失了政治的分量和话语权，而一部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则成了强势群体，明里暗里掠夺了大量财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还要摆出“一贯正确”和道貌岸然的姿态，以“人民公仆”和“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自居，施舍些小恩惠，就要求人民群众“勇于牺牲”，“顾全大局”，“稳定压倒一切”。
　　 克雷洛夫讲过这么一则寓言：农夫买了一头奶牛和一只挤奶桶，在回家的路上，一个强盗把东西都抢走。农夫哭诉着说：“大爷，您行行好吧！这些东西是我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没了这些我可怎么活啊！”强盗生了怜悯之情，说：“说真的，我也不会去挤牛奶，那么就给你留下这只挤奶桶吧。”
　　 真是一个充满博爱精神的强盗啊！同志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有谁见过这么和蔼可亲充满仁慈的强盗啊！即便是抢了你的东西，也为你设身处地地着想，还允许你讨价还价。除了在中国和俄罗斯，恐怕找不着这么有教养的强盗了。俄罗斯的强盗更本色一些，90年代初私有化以来便不再掩饰自己的身份，肆无忌惮地抢走能牵得动的奶牛，牵不动则宰了卖人，留下遍地挤奶桶。55％的俄罗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