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位与礼制对传统建筑与环境所起的作用——在中国建筑史学会的学术会上的论文

作者： 郑孝燮 来源：中国风景园林网

一、自然环境与方位

　　人类文明的发展表明，原始宗教起源于对自然界威力的慑服和崇拜。在那个时期，人们为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和生活需要，必须非常艰苦地同严峻的自然界进行斗争，但是因为愚昧及生产力低下，根本不可能理解自然。于是神化自然界力量，顶礼膜拜，祈求保佑，逐渐形成一种宗教信仰就毫不足怪了。崇拜自然几乎是所有古老民族早期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伴随崇拜自然而产生的许多神话传说，其实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源头。

　　所谓崇拜自然，主要指对某些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崇拜。如天、地、日、月、星辰的运动及显示的作用，就很容易诱惑人们把它们"人格化"，信奉为主宰世界，决定吉凶祸福，具有无上威力的神明。我国古代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认为"万物有灵"--天上和地上，生物和非生物，全有神灵；同样属于以太阳为主神的多神论者。崇拜太阳主神，这在我国的汉族、苗族、侗族、壮族、赫哲族地区及台湾地区的神话传说中或一些习俗里，都是有迹可寻的。还可以从有些省区古老的岩画上，找到太阳的画面。我就亲眼看见过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和广西左江壮族先民地区的花山岩画所画的太阳。

　　"太阳的光芒照四方"，"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一条永恒不移的自然规律，没有太阻就没有一切。人间环境有昼夜，有阴阳，有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环境。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并且本能地避阴趋阳，选取环境方位。新石器时期的人，对于环境认识简单，许多部落只知"东南"与"西北"两个方位。大约商周之时，这种二维的方位才被东西南北的四维观念取代。同时已经会用"四象"或"四灵"作为符号，代表东西南北。何谓"四象"、"四灵"？"四象"是我国古代把日、月及五大行星以外的属于恒星体系的二十八（星）宿，平均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大象限。"四灵"是用四种灵兽的形象与颜色，分别代表东西南北的属性。这有点像我们用十二生肖的动物形象作为符号，代表不同生年或者年龄（见《周礼·考工记》、《史记·天官记》）。标志天上四大方位的"四象"或"四灵"。符号，同样可以代表地上建筑与环境的东西南北方位。例如北京建于明朝的社稷坛，是祭祀社神（土地神）和稷神（五谷神）的方坛，上覆"五色土"，象征东西南北中的五方土地和五谷丰收。五色土除中土为黄土外，其余就用青、白、朱、玄四色，连方坛四周的琉璃短垣也如此配色。还有一说，"四灵"的形象，也用于古代行军列阵的军旗上，左为青龙旗，右为白虎旗，前为朱雀旗，后为玄武旗。四兽四色军旗招展，便于识别，又显得威风（《礼记·曲礼上》）。由此可见，四大方位的标志--"四灵"兽的形象既用于天上，也用于地上。中国古代不把"仰观天文"与"俯察地理"隔开。自然与人类有机结合，即"天人合一"的道理，早已渗透到我国古代城市与建筑之中。

　　 二、社会秩序与礼制

　　家是社会的细胞。我国封建社会，以家庭伦理为本位，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观念和政治制度，是礼制建立的基础。周朝灭殷之后，制定了周礼。周礼是一套完备的维护家庭伦常与社会等级关系，严格上下尊卑秩序的思想与行为规范，是从安邦、治国至齐家、修身全都需要的绝对的精神支柱。史载："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还说"祷词祭祖，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上》）。周天子把自己所在的宗主王国称为中土，把诸侯国泛称为四路诸侯，把边远之地泛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天子与诸侯与四夷，于是就成了以中土为中心、辐射四方的全方位形势。礼的秩序不但反映等级地位的差别，而且还接照自然方位的不同，排列出上下前后左右的位序（位置秩序）。方位观念和礼的位序的不可分割，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方位自天，礼序从人，反映的也是"天人合一"。讲求方位，以礼为纲的传统方合院式住宅（二合、三合、四合院落），早已成为我国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衙署、庙宇、词堂、会馆、书院及其他工、商、服务建筑，乃至大如村镇、城市的布局等。方合院建筑千篇一律，却同时又千变万化。

　　方合院住宅的建设地点、规模、形制必须遵守封建宗法等级位序的要求。这种住宅讲究南北东西正位，以坐北朝南为尊，以方正规整成院为体的格局。"万法不离其宗"，所以布局上必须有一条庄重的南北中轴主线，起着整个宅院的中枢神经作用。加上东西左右的对称，进而就给整个空间序位的主次分明、井井有条、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的环境组织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长幼男女有序、尊卑上下有等、内外有别、前堂后寝等家庭的一套礼教规矩奠定了基础。归根到底，合院式住宅建筑布局的首要依据是礼，而礼在住宅上的秩序，本质上又是自然导向因素的四维方位所诀定的。中国封建社会，尊祖宗，重德望，推崇大家庭，几世同堂。明清两朝皇帝就对有的大家庭给予了嘉奖。大家庭必住大宅，大宅人多辈份多，更离不开合院式的建筑组合的优势了。大宅建筑的组合，因此就出现了由大大小小若干个方合院，前后分若干进，左右分几路，讲中轴、讲对称、统一拼接的复合式的大院形制。显然，不论大宅或小宅，大户人家或小户人家，合院式建筑在自然方位的辩证及礼制规矩的渗透方面，基本上却应当说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认识一个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这是钱穆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普通大规范"时所说的"一个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理想境界"，"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钱穆：中国知识分子（节录）.《中国新论》.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的一个比喻。这个一语道破的比喻，如果比作中国传统建筑以方合院为"基因"的道理，确属恰当不过。我曾把这种"基因"名为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方根"。

　　关于朝向的位序尊卑，清朝两位学者顾炎武、凌廷堪都有过论述。顾炎武认为："古人之坐，以东为尊。"（《日知录》）凌廷堪认为"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礼经释例》）。按古代的堂与室实为同台基、共屋顶的一栋建筑。不过其中堂在南、室在北，堂大室小，中有隔墙。室只设东门，其中正对东门的上座，自然就是坐西向东了。堂是礼仪活动为主之处，门与庭皆在南面，所以坐北面南为尊。一国之主，一家之长，就要这样。有些历史建筑与环境面向东方，其实决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主要是基于民族或宗教习俗的关系。如辽代契丹人的东向佛寺，又如伊斯兰教清真寺朝东的布局等。


三、方位与礼制在古代城市规划中的反映

　　我国传统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和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是个具有鲜明特色的重大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始终贯穿着孕育自己个性的基因。基因的形态为方，性质为根为宗，也即"方根"。方根的繁衍形成了我国的传统建筑与环境，处处皆方，成了"方的王国"（主要指正方、长方）。这个王国恰如前面借喻的"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那样，千篇一律，又千变万化。研究传统建筑体系的中国特色，弄清楚"方根"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明清北京城，是当时之最的大方。作为封建帝王之都城的规划大计，一般都由皇帝钦定，特别是开国之君或盛世之君则会过问得更多，因为此乃国家大事。《周礼》开宗明义的纲领就是："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国"指国都，"野"指郊野，"辨方"指"昼参谋日景，夜考诸极星，以正朝夕，于求地中，以建王国"。"正位"指"既辨方矣，立宗庙于左，立社稷于右，立朝于前，立市于后"（王安石《周官新义》）。这条五句22字的纲领，特别明确地把"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列为有关国家全局和以礼立国的首要方针政策。《周礼》包括六个部分，有五部就各在头卷头页头条写出这条纲领，作为思想及行动的统帅。第六部是《考工记》，对于国都的规划建设，有更具体的内容。如："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就是完全符合礼制规定的国都城市布局，方方正正，规矩严整。"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意思是城内规划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各九条，都是经纬正交，大街宽度为九辆马车可以同时并行通过。"市朝一夫"是说城内正北的市场用地为100亩，正南的皇宫用地也为100亩。"夫"是古时的面积单位，"一夫百亩"。可以理解，整个都城的规划布局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运筹"辨正方位"。这一运筹既要统顾全局，又要突出重点。朝、市、祖、社的定位和它’们相互的空间关系，以及同城市中轴主线的空间关系，就是控制全城环境空间和礼制格局的整体秩序、气势与风貌特色的重点。北京明朝古都，贯穿南北中轴主线上的紫禁城（前朝）、地安门鼓楼一带的街市（后市）、天安门左边的太庙（左祖）、右边的社稷坛（右社），以及清朝发展起来的前门外街市（前市），无论在总体格局上，还是在建筑与环境的风貌上，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尤其故宫、太庙、社稷坛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更是全国之最，举世无双了。作为这类古建筑与环境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全国只有北京这三处了。曲阜，是周朝周公封地鲁国的国都。因为周公功高德重，鲁国在礼仪规格上是与周天子同级的。据考古发掘探明，曲阜的鲁国古都遗址，有南北中轴线贯穿宫城、南门、祭坛，有"左坛、右社"和"面朝背市"，是遵循《考工记》有关的建筑等级形制的。这是已发现的周礼国都城制的最早实例。

　　明朝朱元障建国，起初曾在安徽凤阳建"中都城"，拟为都城。城方，中轴对称，左祖右社，面朝背市，合乎周礼规制（遗址木来尚好，不幸后来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

　　据《明太祖实录》，南京定为明朝国都之后，先是把太庙建于"皇城之东北"，社稷坛建于"宫城之西南"，虽然左右定向不差，可是距离宫城的前后定位不成章法。直到洪武八年至十年（l375～1377年），朱元璋诏命礼部"详议其制"，调整正位--迁庙、社至宫城午门以南，一左一右，严格对称。过后朱元障说最初"愚味无知"，"左祖右社""皆因前代之制"，位置"未尝省察，是致地势少偏"。接着礼部即定出了"凡王国，宫城外右立宗庙，左立社稷"的礼制规章。

　　北京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许多列为保护、抢救、保留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古迹、历史地段、古城区都是最能够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同西方中世纪诸国的都城比较，古都北京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因为汗守礼制，从一开始就重整体、讲长远，因而有利于做好"体国经野"、"都鄙有章"（"都鄙"，指都城和郊野）。这种先重视全局，进而关照各方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文化的其他领域，如中医学、兵法、拳术、气功等也都长期存在着。

　　 四、曲阜孔庙、孔府的方位与礼制秩序

　　曲阜定为全国历吏文化名城，不仅仅因为它曾是鲁国都城和保有鲁都的遗址，而更在于它是孔子的故里，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纪念孔子的几处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其中，最能体现方位和礼制的典型古建筑群是孔庙和孔府。

　　孔庙是纪念孔子的祀祠。全国各地及海外一些她方都建有孔庙。唯独曲阜的孔庙，论等级规格最高，论布局规模最大，论建筑艺术也最壮丽而庄重，甚至有些地方达到了皇家建筑的标准。
　　孔庙四周筑有城墙--南北长的长方城，就像皇宫有紫禁城一样，当然孔城较小。孔庙建筑群的布置，同样属于"方根"体系：全是"方"的组合，由大方小方，前后左右庭院，有机组合成为建筑空间的整体。这个整体南北纵向有九进院落，东西横向有三路布局。南北主中轴线笔直深长，一贯到底；左右对称严谨，特别成功地塑造了层层递进、空间深邃的庄

　　严肃穆气氛，同时构成了一套建筑布局的轴线网络，贯通于建筑环境空间的全局，从整体上掌握方位与礼制的秩序。祭祀孔子的主殿"大成殿"九开间，黄琉璃瓦、重檐歇山顶，殿高近25米，前有广阔的汉白玉基台。主殿即是整个孔庙及外围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主体。这基本上类似太和殿与故宫及周围环境的关系。按九间院落和九开间建筑的"九"，是极数，只有皇帝可用。曲阜孔庙建筑上用"九"，始于明朝改建大成殿时朱元璋的诏命。今天所见的大成殿则是清雍正年间重建的。大成殿外檐廊柱用雕龙石柱，额坊用和玺点金彩画，屋顶用黄琉璃瓦等均仍旧按照皇家标准。只是殿高减低，面宽减小，屋顶重檐用歇山而不用庑殿。所有这些差别都是不可逾越礼制限度的缘故。

　　我国历代帝王几乎全都尊礼，以孔子为圣人、为师表，"岁时为祀"，代代相延。这就是为什么孔庙建筑礼制等级标准那么高的原因。为了颂扬这位伟大的历史哲人，孔庙还特在正门以外沿中轴线建立了一系列有关追念、颂扬的礼制性纪念建筑物--主要是石作和木作牌坊。庙前的这些牌坊十分重要，形简意骇，寓意深远，并且为孔庙的环境风貌增加了特色和

　　序幕式的文化气质。由南而北，沿中轴线，庙前看到的这些礼制性牌坊依次是：

　　（1）最南端正中为"金声玉振"石坊。古时奏乐，始于敲钟，止于击磬，故称"金声玉振"。这是借以颂扬孔子思想完美无比，如同音乐对人的感化。

　　（2）往北正中即见棂星门。门外东边建"德侔天地"木坊，是说孔子之德与天地等同；西边建"道冠古今"木坊，是说孔子之道古今第一。

　　（3）棂星门石坊，这是孔庙的正门。棂星原是天上主管教化的星宿。孔子既被尊为万世师表，所以就等于人间的棂星。

　　（4）棂星门内正中建"太和元气"石坊。含义是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就像天体包孕着万物一样，循环往复，永不泯灭。

　　曲阜孔庙对于各地的文庙，好像佛教、道教之有祖庭似的，所以其建筑的基本形制，也就是各地文庙建筑的蓝本，只是规模具体而微是了。以上的一系列礼制性牌坊，也被各地文庙广泛仿建，不过不一定都建这么多座，建筑风格也不全盘照搬，往往带有地方特色。

　　孔府在孔庙的东侧，是北宋时册封孔子后裔嫡系长孙为"衍圣公"之后始建的府第。起初，"衍圣公"虽然位列公爵，但是官品仍不过八品。明清时"衍圣公"才被晋升至文官一品并且赐予许多特权。孔府是中国最特殊、最典型的封建宫衙与臣宅合一的庞大建筑群。

　　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下诏重建孔庙、孔府。后来又有两次改建孔府。清朝道光九年（1829年）曾大规模改建孔府，才达到现在的规模。孔府建筑的规划布局，同样是纵向九进庭院，横向三路三轴--包括"前衙、后宅"两大主要分区。总体上构成了前衙、后宅、左祖、右宾，秩序严整，主次分明的格局。与孔庙不同处在于孔府建筑的尺度不那么大，屋顶用青瓦，梁柱有黑漆，彩绘也不用最高级制。建筑形式反映建筑内容。孔庙孔府的性质不同，所以建筑形式也不一样。从建筑上看到的孔府特权，除九进庭院外，还表现在设三堂六厅，即独设公堂及仿设六部之制而设立的六厅。尤其赐建"仪门"，更是一种特殊荣耀。"仪门"是孔府的二门，这是一座不连接任何墙垣或房屋，四柱三间、青瓦顶、完全孤立的垂花门。这座"仪门"虽小，但等级地位很高，平时不许开，只有遇到皇帝大典、迎接圣旨或重大祭祀礼仪时才在鸣放炮声中打开。也只有封为"邦君"地位的特殊高宫，才有资格建立"仪门"，并非其他高宫重臣皆可有此殊荣礼遇。

　　中路九进庭院，分前衙与后宅两大区，计"前衙"五进、"后宅"四进。这和我国传统的"前堂后宅"、"前殿后寝"的礼制分区（或建筑分隔）是一脉相连的。东路各院主要是孔氏家庙和作坊，西路各院及花厅则是衍圣公迎宾会客和读书习礼的房院。所有孔府的这些建筑与环境，完全属于讲求中正经纬，无处不成方的最典型的"方根"合院式体系。

　　孔府中路面街的前衙区，是由中间三堂，旁侧六厅，层层庭院组成的气势威严的衙门大院。三堂布置犹如故宫的三大殿，分前、中、后位序的基本礼制格局一样。大堂是衍圣公宣圣旨、审案件、接见官员、申明家规族法及举行仪式的公堂。二堂是他会见四品以上大官和受命考试礼学、乐学童生之处。大堂与二堂之间有廊子连接，平面呈"工"宇形。三堂是他处理家族纠纷和处罚奴仆的家族公堂，有时也在此接见大官。东西两庑的六厅，是掌管孔府事务的六个机构。三堂之后便是后宅区，也称内宅区，包括三进宅院和一进后花园。内宅区虽同前衙区毗连，却是异常的内外有别，几乎到了绝对封闭的地步。是不是皇帝的深宫后院才如此与外间隔绝呢？例如孔府的内宅区的大门，就特别戒备森严，守门人手持特种兵器（御赐虎头棍、燕翅镗、金头玉棍）把门，外人如果擅入，"打死勿论"。甚至天天为内宅送水的人也绝对禁止入内。竞然在大门的西墙上凿了一道水槽（名曰石流），水夫挑水倒水入槽，隔着墙流入内宅。

　　《红楼梦》描写的礼教大家庭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么，曲阜保存完好的孔庙、孔府，也正是这个缩影一个极其重要的见证。这个见证是通过历史建筑与环境的实物而体现的。

　　 五、研究古代建筑的方位与礼制的意义

　　史如烟海，中国建筑史学领域虽非大海，可以研究的问题却也是广泛而深远的。探索方位与礼制对我国古代建筑与环境的关系，目的在于多方面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自己。知己知彼，更要先知己。

　　（1）自然方位是建筑与环境的生命。无论何种建筑与环境，从选址、规划、设计到建成使用，都离不开天地自然的方位定律--如东西南北中五方导致的对应作用。所谓对应作用，就是建筑与环境，所注重的方位与礼制合一的空间秩序，亦即中国封建社会十分讲求"中正、经纬"的基本形制。其中概括了：环境的空间方正、中轴对称、突出重点、经纬交织、层次分明，重东南、厌西北（绝大地区习惯于坐北朝南向阳）等一系列布局的原则方法。这些原则方法构成了一种程式化了的合院式的组合体系，也象征着这种那种的精神寄意或感情因素在内。合院式布局体系，既千篇一律，却又千变万化。五方之内"居中"为主，中就是中心，或是中轴，蕴有辐射四周、凝聚外围的含义。礼制的秩序、建筑与环境的秩序，都要"不离其中"，否则既无准绳，也影响气势、气氛。比如：合院住宅的上房堂屋、衙门的大堂、佛寺的大雄宝殿、道观建筑群的正殿、紫禁城的金銮宝殿，都是中心的主体所在。同时中心必定依托方位经纬才能构成环境，才能形成气势、气氛。

　　（2）中国的历史建筑，有不少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很高的杰作，不但其物质形象悦人，还能透出一种精神力量，引人感情共鸣。紫禁城巍峨独尊，建筑富丽堂皇，布局严整，充分体现了帝王礼制秩序和所谓的帝王气。"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这是唐朝大明宫所反映的天子气概。历代帝王深知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是象征威临天下，因此宫殿建筑"非壮丽无以重威"就成了传统，一朝一代地传了下去。"气"是气氛、气概、气质，并不抽象，因为它是来自对实物的印象，进而化为理念上的体会，就是说，境界是外在与内在结合的结果。曲阜孔庙显示的为圣人气，孔府则显示为一品官气。又如长沙岳麓书院的基本布局也属多进院落、中轴对称的传统程式，但是建筑与环境透露的是"书卷气"。讲堂、斋舍、书楼、祠堂等建筑的位置及它们的高度、体量、装饰、色彩等，都是依照礼制的上下前后左右排列的秩序，做到各得其所。同时把读书、修身、道德情操锻炼、审美情趣培养及人生理念目的等有关士人学子的文化观念，也都象征性地融入了书院的物质环境之中。

　　（3）中国的佛寺建筑（主要指汉文化圈地区，包括海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合院式的布局模式，讲中轴、对称、方正严整。小寺一个院落，中寺、大寺则院落重叠，纵向多进、横向几路，轴线网络的作用，贯通千总体布局。印度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起初是靠贵族"舍官署为寺"或"舍宅为寺"而兴起来的。南北朝时王公大臣捐献宅邸办佛寺，一时成为风尚。北魏《洛阳迦蓝记》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如当时洛阳的建中寺就是用原来的合院式住宅改的，宅的前厅改为佛殿，后室改为讲堂。唐朝长安的荐福寺（小雁塔）原是唐太宗襄城公主的旧宅。利用现成的住宅改成佛寺，可见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我国佛寺布局形制中国化的基础。唐宋以来佛寺一直肆行"迦蓝七堂"的制度，使佛寺建筑更加规范化，布局章法更加完善和固定。所谓迦蓝七堂是：山门、佛殿（不仅一殿）、讲堂、方丈、食堂、浴室、东司（厕所）。禅宗佛寺最重视迦蓝七堂的布局形制。这种形制一般是在纵长、横短的长方形用地上，采取院落组合体系，统一布置七堂。今天我国的佛寺，不论历史悠久的，还是年代不远的，论建筑的基本格局，全是源于中国传统礼制和方位观念的合院式体系。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在佛教寺院的建筑与环境上是最明显的。

　　当然，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总有例外的。如天坛的建筑与环境，主要是以圆象天；江南园林最忌对称，特别在于追求山水自然，诗情画意之趣；佛寺有的如汉阳归元寺就与众不同，采取自由分散的布局，等等。这就不在拙文论述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