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05-07-29 13:47:29
来自：站务休闲/闲聊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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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道路
“很显然，由西方开始的人类历史篇章，如果不走向自我毁灭，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印度式的终结，在人类历史上最为危急的时刻，印度道路是人类自我救赎的惟一方向。”１９６０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那个时候，东西方文明正被意识形态所挟持，环境污染、导弹危机、社会分化和对现代性的厌倦使得印度的存在显得格外沉静。
“持续的渴望给我们带来巨大烦恼。克己之念最不受人生沉浮的干扰。它就好好存在于我们克制悲痛的努力中。这很简单，即使是在尘世的其乐融融中，也要发展一种超然的态度。”这样的言语出现在一家财经报纸的社论中！这种事情只会出现在印度。
在尼赫鲁执政的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６４年，印度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数几个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政府用和平的方式合并了全国大大小小的５６０多个土邦，消除了封建王国的割据状况，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此外，政府还迫使政党放弃了武装斗争，采取了“通过投票箱取得政权”的方式。尼赫鲁在国内问题上使用调和主义手段的同时，在国际争端中采取了不结盟的战略，这被西方观察家们多少有些附会的认为源自印度的传统智慧。
到了１９８０年代，让东方人颇为不快的《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依然认为，印度教在这个国家的复兴“显然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
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印度则是由几个抽象的片段构成——它们是《流浪者之歌》中的丽达、每节车厢都站满人的火车、肮脏的恒河水、甘地和泰戈尔——宗教式的沉思默想、１０亿人口、克什米尔的冲突。或者更早一些，是旧上海饭店门口的“红头阿三”。
当然更为深刻的记忆来自于１９６２年，当尼赫鲁在中印两国１７００公里边界线的西段凭借“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取得独一无二的胜利”时，中国向这个“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进行了自卫反击。
这场历时一个月的战争几乎是两个国家在２０世纪最后５０年仅有的几次会面。至今，这两个国家之间依旧显得陌生：每周两国之间只有六班直航班机，而上海和曼谷之间每天都有六班班机，２００３年一年只有２１０００名中国人访问过印度。
中印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和一场向世界开放的改革。至于印度，随着尼赫鲁的离去，谁也不能凭借崇高的威望和成熟的政治经验弥补党内的纷争。１９６７年的大选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国大党失去了国家权力，从此印度处在了“剧烈搅动翻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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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nado
沙发
中国早于印度开始了这场冒险。按照经济史学家安古斯·麦迪森的说法，从“千年视角”来看，直到两个世纪前，中国仍然比印度稍微富裕，从此以后，中国一直比印度贫穷，这是否是中国经济改革早于印度的重要原因呢？结果是，到了１９９０年代早期，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ＧＤＰ水平才超过了印度，目前已经高出印度７０％。
2005-07-29 13: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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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nado
板凳
“一个国家将崛起于混乱之中，一度成为首要的世界经济大国。仍是美国？德国？整个欧盟？也许有一匹黑马，像澳大利亚或巴西或中国？谁知道？肯定不是我。”金德尔伯格说。
2005-07-29 13: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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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更多事实上，开始于１９９１年的印度经济改革也发端于一场危机。那一年，印度的外汇储备只够支付三个星期的进口，大量的黄金储备被运送到伦敦，以此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如同１９７０年代末的中国一样，改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掌握有各种牌照审批权的官僚们。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减少产业审批、降低关税、消除进口限制、开放资本市场。
周其仁说，这场改革的总结局是崇牛为圣的古老印度重新长出鲜嫩的青草，为一大批Ｉｎｆｏｓｙｓ技术公司模样的“偶蹄类”，提供了成长环境。
改革从不会一帆风顺，人们曾经相信，是混乱和脆弱的民主制度葬送了印度几届希望改革的政府。担任过外交部长的贾斯旺特·辛格在他的新书《保卫印度》中说：真正的原因是，从文明上讲，印度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但是“在国家和政治上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与中国相比，“印度始终就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下存在；而中国的存在则从未离开过国家。”
１９２９年，尼赫鲁说：“在我看来，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经济因素。如果我们强调这一点并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来，就会自动发现宗教的差别将不再重要，而一条共同的纽带则把不同的集团联合起来。”可是，此后的６０年，这一点似乎从未在印度真正实现。党派和种姓制度交织着混乱。奈保尔说：“印度正在吞噬着自身。”
然而，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前总理拉奥逝世，印度举行了国葬和为期七天的官方悼念活动。尽管收受贿赂玷污了他的名声，但是人们依然记得１９９１年，是他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一年以后的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开始了著名的南巡，终结了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
在２００４年的印度全国大选中，来自贫困乡间的选民对于政府抱以不信任，这不是对改革的抱怨，而是对改革局面沉闷的不满。选举之后，１９９１年最著名的两位改革者，当时的财政部长辛格和商务部长齐丹巴拉姆回来了，分别担任总理和财政部长。齐丹巴拉姆说，印度只有继续推动始于１９９１年的经济改革措施，避免“毫无结果的政治辩论”，才有可能赶上中国。虽然议会的经济发展宣言提出了１０％的经济年增长率和消除失业、饥饿、贫困和文盲的目标。但是与２０年前的万里一样，齐丹巴拉姆相信给予生活在农村的７０％的印度人更洁净的饮用水、更廉价的化肥、更好的医疗设备是改革者们获取信任最重要的工作。
２００３年，印度前国防部长，反对党领袖乔治·费尔南德斯访问中国，他请求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列出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温家宝的答案是失业，地区发展差距和农民的相对贫困。
“我们（中国和印度）都在同一条船上。”费尔南德斯后来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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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社会科学习惯于将解释归结为最少或者最为简单的原因。但是某种战略，某种制度优势是不可能完全解释一个庞大经济的兴起和衰落的。
更糟糕的是，看到上海和北京的钢筋水泥丛林就感叹中国奇迹，见到班加罗尔的软件园就惊叹外包导致美国的就业机会外流。正是这样的视角，通过全球化的媒体，描画了中国和印度之间这场“虚拟的战争”。
他们没有看到的事实是，在浙江省南部的一个小县城里，一群年轻人为了完成苛刻的出口订单每天工作１６小时。而在江苏，一位出生于乡间的企业家甚至购买了帝森克虏伯钢厂的全套炼钢设备。我不知道这样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如何能够说明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同样，班加罗尔的软件园区、孟买城里只有一个水龙头的贫民区、穿礼服的王公，它们是印度，又不完全是。
这场中国和印度之间经济起飞的比较，与其说是一场竞争，不如说是一场改变各自国家命运的伟大的冒险，这场冒险总是从改变窘迫的现状开始。
前世界银行官员威廉·伊斯特利在一本《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的书中讨论了２０年来各种各样治标不治本的发展药方，发现诸如制度变迁，产业结构转移等等看上去言之有据的方案并不能带来新兴市场国家的持续增长。那究竟什么是本呢？
“把激励搞对。”经济学家钱颖一说。这是一个无需经济学家论证的真理，一场与每个人的利益乃至心灵相关的变革才会真正具有可持续性的生命力。
“任何乌托邦，一旦遭遇烤牛肉和苹果饼的暗礁，都会无情地消亡。”社会学家桑巴特说。从１９８０年代开始，这种朴素的思维决定着中国的国家战略，使之冲决了意识形态的铁笼。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之一，万里有一次问手下制定农村发展战略的年轻人，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那时候还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年轻人们纷纷引经据典回答万里的问题。万里却说，这些都是书本知识，我自己理解的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吃饱肚子、穿上裤子、住上房子，逐步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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