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刘燕波: 我们恨美国什么?

说了这么多体育话题，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系吗？回答是有很大关系。因为这是我们喜欢活在不真实中的典型现象。一个不务实，靠‘假、大、空’话糊弄自己，靠‘面子工程’麻醉自己，靠骂人来获得快感的民族，是很危险的。


　　一定会有人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主席的原话），民族是要有一点气节的。


　　上面的话，本身是没有任何毛病的。问题是；人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气节？


　　勒紧裤带拿金牌就是人需要的精神？骂美国，砸日本球员就是民族气节？


　　例如；亚洲杯足球决赛，日本队赢了中国队，就长时间不许日本队员离场。还扔东西砸人。我们的公安部门此时却闭一只眼。这叫爱国？我看是卖国！至少卖掉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中的‘礼’字。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况且是和平时期的体育来使。


　　日本侵略过我们，我们应该是警惕他们民族的不认错和反思不够，尤其是警惕新军国主义。但扔东西砸日本足球队员，是不是帮倒忙？说严重点这是反动。为什么？因为你们越这样，日本人越是逆反，更不愿意反思。


　　韩国人也时常跟日本人叫劲，但日本人对韩国人却有足够的敬意。因为他们认同韩国人的民族内聚力。朝鲜战争把韩国打成了一片瓦砾，首都汉城二次遭灭顶之灾。战后韩国人没有人把工夫用在嘴上，而是用双手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人间奇迹。这种向内使劲的民族性是和日本人相通的。


　　有这样形容各民族差异的笑话：“美国人说了就做，欧洲人做了再说，日本（韩国人）做了也不说，中国人光说不做”。


　　光说；能说到点子上，也算是一种本事。律师就是靠‘光说’吃饭的。


　　就怕满嘴跑舌头，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说得别人不爱听，甚至反感。


　　把‘光说’的本事，拿来关注自己的事情（律师除外），有劲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国出过一本畅销书，名叫《中国可以说不》。因为有市场，又接连出续集《中国还可以说不》，什么《中国仍然可以说不》等等。对此我的评价是：恶意的煽动。对那些都快疯了的人群而言，你写这样的东西是何居心？


　　这里有个渊源；因为有日本人写过《日本可以说不》这样的书。但有个前提是我们没有的：日本对美国是战败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但有些区别），战后又是盟国。日本的经济复苏及持续发展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多年日本对美国基本是‘唯马首是瞻’。肯定有些不痛快的地方。


　　但我们中国呢？刚建国就结结实实同美国打了一仗。而后几十年没有一天停止骂美国。《中国可以说不》从书名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你从来没有骂过美国，有人多年来就压着不要你骂美国，骂了美国你就痛快了，美国也就自然完蛋了。你无非是这样几个意思。


　　如果这个人写这样的书：《中国可以对贪官说不》，《中国可以对村霸说不》，《中国可以对城乡二元化说不》我将立刻脱帽致意。


　　近来有人质疑鲁迅，说他为什么从不骂日本人，美国人？


　　以鲁迅学问和笔锋，骂起外国人来，精彩程度应不在上述的任何人之下。他为什么不骂呢？


　　其实在我看来，答案非常简单：他认为我们没有资格骂日本人、美国人，没有工夫骂其它的人。


　　骂美国的人，按本质分为二类：第一类是既得利益的人群。与美国作对，拖着其他人对抗美国，是这类人生存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手段。这种人是心知肚明的操作、鼓噪者。这个群体中，没有一个拒吃美国面粉的。第二类是那些非既得利益，甚至是受害的人群。这个最大的群体，‘发烧温度’却比鼓噪者要高得多。即使在４０年前的‘三年灾害’时期，拖着无力的身子也要上街游行。尽管是单位或者人民公社组织的，但喊出的口号却是发自内心的。


　　在这里，价值观成了一幅表演的面具。一起被蒙在这二类人脸上。


　　因为；对第一类是既得利益的人群，他们知道自己说得是假话，与他们的真实价值观毫无关系。对第二类非既得利益的人群，更是与他们自身的价值观不沾边。他们像是由人操纵的提线木偶，动作根本不是自己的思维结果。


　　因此；结论是，先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等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政治资本是很多人不明白的），再去伸张外面的正义。


　　即使伸张外面的正义，也要先看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再去发言。


　　我们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是否应该思考这样的二个问题：


　　一，为什么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都是出自西方？这与他们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政治思维有什么必然关系？


　　二，我们如果只接受西方物质文明成果，而试图抵制，甚至全面抵制其文化和政治理念，有否可能？即能否一相情愿地割裂它？如真的能完全屏蔽掉西方的其‘文化侵略’和‘政治

　　假如没有第一次美国及联军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没有第二次美国推翻萨达姆。即萨达姆仍然占领着科威特，仍然统治着伊拉克。美国的‘强’能体现在什么地方？有谁会去把美国和萨达姆联系在一起？


　　而我们恰恰是一直反对美国打萨达姆的。说到这里，不知道能有多少人换过观念来。


　　美国的跨国界‘先发制打击’理念要早得多。而在‘别斯兰惨剧’之前，俄罗斯同中国一样是谴责‘单边政策’（即需要时绕开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但‘别斯兰惨剧’之后；俄罗斯立即宣布他们有跨国界‘先发制打击’任何恐怖分子及‘包庇者’的权利。


　　客观讲；我们政府的外交思维，政治思维，近２０年来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理性成分是在逐渐增加的。这是大家共睹的事实。但这种变化远不够的，例如我们在台湾统一问题上陷入死结，使本可良性的进程发生大倒退。


　　你们谁见过我们的媒体说过美国，或者台湾的任何好话吗？例如说他们的经济发展了，教育进步了，福利改善了。没有，一次也没有。我们从来听到的都是负面的报道。这很奇怪；他们的社会中连一件好事都没有。你们又有谁见过我们的媒体批评我们的执政党有什么方针政策错误吗？也没有，一次也没有。至于媒体批评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就更没有听到过。可能真是毛主席说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讨论政府的内、外交政策是否有什么不妥。而是想说明这样几个观点：１．政府的内、外交政策是由制度性质决定的。２．以往的政策，立场对延续的新政府是有惯性的。３．以往的政策，立场对国民是有模式化记忆的。４．制度的改变，首先要有国民对制度演进的‘述求’。５．一个有健全人格的民族要足够的胸怀和‘情商’。认识世界上各种文化、文明存在，承认其价值，其合理性。不能无端排斥、甚至敌视。否则就如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


　　我们恨美国另一个原因是文化根源。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大国思维’是很顽固的。它首先来自‘泱泱大国’和‘天下中心’的思想。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后，国人心中的‘大国’信心，产生过失落。但自从１９４９年‘从此站起来了’，尤其‘打败美帝侵略’后，我们的‘大国情结’和‘大国责任’又被完全恢复，并空前高涨。不但政治上担有‘解放全人类’重任，经济上象征国力的钢铁产量也就必须‘赶美超英’。农业的粮食产量也必然应亩产万斤。‘三分之二受压迫’的国家缺什么，只管来我们这里‘大家拿’。


　　因此；我们的文化中有种不能输人的情结。这才是根源。因此也就有勒紧腰带‘申奥’的故事。兴奋之余后；至于会拉出多大的‘财政窟窿’，这几千亿的窟窿会产生什么后遗症？开完奥运会中国的国际地位到底能提升多少？我们就管不着了。


　　如果又陷入这种扬国威的争论，我倒给个更好的建议。不是美国欠联合国会费不给吗？咱们把用于办奥运的钱，替美国给联合国交了会费。这一来，非羞辱死老美不可，大大出一口气。而关键是各位权衡一下；是提高在中国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合算，还是提高在中国在联合国说话的份量合算？


　　正因为我们国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习惯生活在不真实的‘虚境’中，才使我们有了‘大跃进’，‘放卫星’的国难。这个责任是不能都推到国家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身上。因为有个浅显的道理；‘假、大、空’没有土壤是无法扎根，更谈不上生存的。


　　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千百年来，善良的百姓在无助时就自然会乞求神灵。这就使我们的文化中留有较大的漏洞空间。就象微软的操作系统中留有黑客攻击的漏洞，使得微软的工程师们经常要发布‘补丁’软件来补救。可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媒体系统有谁来发布过‘补丁’软件来补救我们的成人，尤其是孩子呢？


　　例如当体育被人变为一种纯政治工具时；我们有多少人意识到了？


　　如果在一个经济实力较差，又缺乏体育理念和体育基础的国家。用大量的金钱去关门训练一批尖子运动员到国际赛场获得金牌来‘扬国威’，而不是将钱用在全民健身和儿童体质的增强目的，此时；体育就变成了‘纯政治工具’。请注意关门训练中‘关门’的含义。是说此时的体育不是大众体育，全民体育，已经完全背离了人类体育精神的本来意义。


　　我知道会有人反对上述的观点，也会有人听不明白什么是‘纯政治工具’。其实；就如同一个很不富裕的村子，村长把全村的大部分积累用来成立一个专业篮球队，打遍全县无敌手。村民们每次都敲锣打鼓在村口迎接胜利归来的‘子弟兵’。但兴奋完后，村民们回家端着碗喝稀粥时，会不会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村这只篮球队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真的扬了‘村威’吗？别的村用积累盖了学校，打了机井，修了公路。眼见别村人的碗里是干饭，还有肉。他们真的羡慕我们这个喝稀粥的‘体育大村’，‘金牌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