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怎么变得无趣的

前两天听中央台“第一时间”的“马斌读报”，其中说到南京有个小偷在超市偷东西，为了掩饰穿上了皮夹克，当他揣了一怀赃物出门时被保安发现了，逮了一个“现行”。这是个很好笑的消息。马斌随机评点了一句：“老兄，这么热的天，您穿着皮夹克偷东西，能不注意您吗？”我想这句点评，一定会引得听众一笑。


　　第二天，再听“马斌读报”，马斌说，有的听众来信批评昨天读报的点评是“为小偷出谋划策”。闹得他赶紧检查两句说：这只是随口开了句玩笑。并检讨了自己读报时的调侃是有些不严肃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环境毕竟好多了，如果三十年前要遇上这样的指责至少是鞠躬下台了，而现在马斌仍然在读着报，我想电视台的领导也不会有过多的责备。这也体现了时代进步吧。

　　实际上我想绝大多数听众、特别是青年、谁也不会觉得马斌有什么不对。我这里提到此事是因为它颇有“标本”的意义。它提醒我们曾经有过的时代，那时“政治正确”就是一切，几乎每个人都善于吹毛索瘢，善于从他人的只言片语中发现问题，然后大张挞伐。这种做法挤压了亲情、友谊、爱情，乃至道德感、正义感、幽默感等等。说话、特别是当众说的话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在政治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不许有分毫偏差。所以人们只能说官话、套话、假话、空话，弄得一个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农村时，有位领导，除了极端正确的政治话语外，什么也不会说了。人们很难想象回到家和老婆孩子说什么。其实他也想与群众打成一片，说点轻松的话题，但这对他来说是太难了。他到老百姓家里拜访，除了干笑以外就是说“新盖的房，雪白的墙，真好”（就是这话也是带有“政治正确”内涵的），我在四五个地方听到他与群众开这个“玩笑”。一般老百姓也要陪着笑，以报答他的屈身俯就，与民同乐。我在一旁听了，仿佛浸在冷水缸里，浑身起鸡皮疙瘩。这里，我不是说他不好，而是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和一个个政治运动把人们的聪明才智压瘪了。保持“政治正确”成了人们惟一关切的问题。它把人性中应有的美点，例如追求正义、追求真理、追求和谐、追求趣味、追求美等全部排除掉了。那时如果只从人们的说话来看，仿佛人人都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人人都讲着千篇一律的永远正确的“政治话”，谁也没有缺点了。如果社会上的公众都是没有任何缺点的人组成的，那种“完美”，令人可怕！当这个一元的政治价值丧失它的合理性时，使得许多人无所适从了，此时混乱得也很可怕。我们在这几十年中的经历不就说明这一点吗？
不说现代社会的准则，也不讲公民社会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任何想法都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得到表现。就是中国古代皇权社会，只要国家强大，统治者有信心，也并非死死执着地实施一元标准，动辄陷人于罪的。因此，那时社会氛围就显得比较宽松，关系就比较和谐。例如唐代，杜甫是个儒者，这是谁也不否认的。然而他喝醉了酒，写诗时就敢直呼孔子其名，写出“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皆尘埃”在后来道学家看来非圣无法的句子；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是人人都承认的，然而他也敢描绘唐肃宗怕老婆的可笑场面“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这些或是诗人的幽默，或是一时兴起，不能代表诗人思想总的倾向。然而，杜甫就敢这样写，当时人读了，也不以为是大逆不道，或是什么错误，或不严肃之类。这种氛围才造成了唐人的闳放、胸襟开阔以及幽默诙谐种种性格，至今海外华人还愿意自称“唐人”。也是这样的唐人才为后世贡献了辉煌的唐诗，让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引为骄傲。这种风气到了宋代就有所衰减，鲁迅就说“宋的文艺（文艺是人格的表现），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看镜有感》）。宋以后，每况愈下。


　　“政治正确就是一切”的观念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形成的。“政治正确”就是坚持所谓的“阶级斗争”。而老百姓往往以“内斗”解读阶级斗争，这与我们爱好窝里斗的传统一拍即合。于是，举凡夫妻反目，妇姑勃谿，兄弟失和，父子分道，都成了“阶级斗争”。而且时时搞，处处搞，搞得鸡犬不宁，家家不得安生。天津作家蒋子龙在小说《锅碗瓢盆交响曲》中塑造了一个形象叫“阶级斗争脸儿”，这个人的心态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处处给人制造麻烦。如果用传统的话说就是“小人成人之恶”。“阶级斗争脸儿”除了到处搜索别人的消息、“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和用各种方式与别人斗争外，再没有其它嗜好了，因此，她是一个无聊、无趣、枯燥，但却精力充沛又极具破坏力的人。这类人的张扬，能把整个社会都搞得无聊、无趣、枯燥为止，成为人际关系和谐的大敌。